大都市不是只“犯病”，它们的发展关乎经济全局

　　我的发言将从三个问题切入：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大都市圈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第二，如何利用城市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发展；第三，在肯定聚集效应的前提下，如何让城市的结构更为合理化。

　　中国经济正进行着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与很多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而后者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圈。而服务业，特别是大部分社会服务业必须在城市人口聚集的条件下才能发展，比如只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才能便捷地享受到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同样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如果没有人口聚集，即使个人具备创新天分，也难有足够配套条件产出创新成果。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大都市圈的相应发展，这样的增长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一个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还存在疑问。所以，大都市圈发展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城市发展需要规划、设计、制度、政策等，其中，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对城市发展影响很大。城市建设带来空间结构变化，出现错误后，纠错的成本很高。如何才能减少错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形成城市间的竞争机制非常重要。

　　以往经济增长的重点是工业化，有一个地区竞争机制，看谁招商引资多，企业办得多；下一步重点转向城市化，也要有一个城市间的竞争机制，看城市能不能对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不要低估现在城市领导者的水平，许多人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的眼界和知识，执行力也很强。因此，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领导人更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人口、资金、土地、技术的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条件，某个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机会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用脚投票。

　　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发展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也是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好的竞争机制，城市发展也会经历优胜劣汰，一批生机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脱颖而出。只有经历这个过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纠正。

　　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着结构问题，各种“城市病”相当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负面效应。首先要解决“大都市圈半径有多大”的问题。

　　陆铭教授提到“50公里”，现代轨道交通的发展可能会让这个半径有所调整，但是一定要存在一个合理的半径范围。比如，北京周边应该建设一批小镇，把城市核心区的部分职能转出去，在小镇形成产业支撑，同时用快速轨道交通把小镇与核心区连接起来，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些小镇与市中心的距离不能太远，大致不超过50公里。太远的话，聚集效应就会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愿意转出去。在确定合理的聚集半径后，要通过优化空间和功能布局，尽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负面效应。如职住结合，缩短通勤距离，形成紧凑型城市结构，减少污染和拥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种更高水准的平衡。（编辑：任琳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