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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散文百年述略

時間:2019年06月12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朱向前 徐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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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近百年以來的軍旅散文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看到,軍旅散文作為軍旅文學的一個重要支脈,雖然並不總能領新標異,但確實能在不同時期對時代風雲有所回應,對戰爭歷史有反思,對生命經驗有感悟,對軍營生活有描繪,而且不斷形成和豐富著作家們的自我創作個性,同時也豐厚著軍旅散文的藝術底蘊,尤其是以軍人的獨特風骨和軍營文化的獨特內涵,為散文這種輕盈的文體提供了硬朗的骨骼和靈魂的重量,同時更加確立了軍人精神境界的神聖價值,最終形成了軍旅文苑中姹紫嫣紅的明媚風光和萬千氣象。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也是一個散文的國度,從先秦諸子、《尚書》《戰國策》到漢賦,到唐宋八大家,其中軍旅(或戰爭)篇什也是洋洋大觀,連篇累牘。具體一點説,從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到諸葛亮的《出師表》,從李華的《吊古戰場文》到蘇軾的《赤壁賦》等等,名篇佳構亦不勝枚舉。但自明清以降,文風隨世風遷移,怡性娛情的小品文逞一時之盛,那種取材于戰爭的氣勢磅薄的黃鐘大呂之音反倒日漸稀少,沉雄闊大的散文一脈式微若遊絲。新文學運動的前20年,散文成績斐然,大家傑作迭出——有儒雅閒適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橫生的林語堂式的議論;有絲絲入扣的胡適式的説理,也有投槍匕首般的魯迅式的雜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遠的許地山式的寓言;有鬱達夫、徐志摩宣泄無遺的抒情,也有夏丏尊、豐子愷精簡傳神的記述。

  比起上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散文大觀,“軍旅散文”的發展則相對滯後。直到建軍初期,它才作為對時代的一種文學響應而乘勢發展。代表人物如朱德、茅盾、老舍等人,對時代的痛楚作出直接回應,他們或憤怒于敵軍的殘暴,或痛惜親人、友人因時局混亂而慘遭不幸,以筆為槍討伐世道之不公、屠戮者之不仁。此時戰爭形勢嚴峻、人民苦難深重,軍旅散文藝術也在反思、揚棄中逐漸尋求藝術突破路徑。

  以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文為標志,新中國成立,也昭示出軍旅散文由此進入當代文學的視野和范疇。受時代環境限制,軍旅散文在紀實和抒情兩條路上都顯得力不從心,傳誦一時的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是當時環境下軍旅散文的典范之作,也被視為當代軍旅散文的發軔之作。雖然這兩篇散文常被看作是戰地通訊,被納入新聞的范疇,這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完全符合通訊的要求,具有完備的新聞要素。但是將其視為當代軍旅散文的發軔之作也毫不勉強,因為這二者之間本來就不存在嚴格的楚河漢界。更何況,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學修養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訊”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藝術筆法,傾注了更濃厚的個人情感。事件的真實性使它像通訊,而表述的文學性又使它成了散文。這是一個“混血兒”,雜交的優勢是魏巍散文膾炙人口、風靡一時的重要因素,同時成功地開啟了前十七年紀實類軍旅散文的先河。在這條河道上奔涌前進的還有劉白羽的中篇紀實散文《龍煙村紀事》《萬炮震金門》以及《志願軍一日》《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大型回憶性叢書。以個人角度的散文筆法記錄下戰鬥歷程,從而寫出散文佳作的作家還有巴金、丁玲、孫犁、吳伯簫、碧野、柯靈、楊朔、艾煊、黃秋耘、菌子、劉真、馮牧、方紀、白樺、葉楠、彭荊風、吳有恒等人。而巴金的《會見彭德懷司令員》、方紀的《揮手之間》、吳伯簫的《歌聲裏的回憶》則是其中藝術性較高、影響較大的上乘之作。這一路散文發展到新時期,因思想解放和題材開放,進一步強化了新聞性和紀實性,繼而從散文家族中徹底獨立出去,蔚成報告文學一大國,又別有一番洞天。

  與紀實類散文並行發展的是抒情類散文,主要代表人物是劉白羽。他的名篇《日出》《長江三日》並不以真實具體地記錄重大事件見長,而主要以抒情著稱于世——借用“日出”和船行三峽的壯麗景觀,來抒發一個戰士對人生、對社會、對歷史進程所作出的如高天流雲般的俯察與觀照和激流勇進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與必勝信念,顯得胸襟闊大,格調高遠,激情澎湃,文採華美,有一種交響樂的氣勢與輝煌。它成為一種抒發革命豪情與理想的范文,卻又使人掩卷興嘆,難以模倣。劉白羽晚年著有長篇散文《心路的歷程》,作者以散文家優美的文筆,通過坎坷的人生抒寫,刻畫了一個舊中國的崩潰,一個新中國的誕生。

  楊朔的散文創作開始于新中國成立前,主要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火熱的戰鬥生活,新中國成立後則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偉大鬥爭的通訊特寫,這些散文多為客觀敘述的“實錄”,報道性較強,但反響一般,真正引起文壇矚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審美的“詩化”散文的出現,如《荔枝蜜》《雪浪花》等。

  新時期之初,為軍旅文學重振雄風的首先是小説,其次是報告文學與詩歌,散文(“藝術散文”)則在前者頻頻獲獎贏得的陣陣喝彩聲中湮沒無聞。或者説,此一階段的軍旅散文和當代散文一樣,正處在掙脫“十七年”傳統窼臼,並向著更加良性的散文生態環境發展的過渡時期。

  “文革”過後,曾以《第二次考試》享譽文壇的何為率先發聲,于1977年發表散文《臨江樓記》。此文以《採桑子·重陽》詞意貫通全文,追溯毛主席當年在閩西的戰鬥足跡。

  此後,較為活躍的軍旅散文作家代表有王中才、楊聞宇等人,尤其是楊聞宇,以癡心不改的初衷持續在散文領域深耕細作。他在堅持散文創作的三十多年中先後出版了《灞橋煙柳》《絕景》《不肯過江東》等多部散文集,其間留下了艱難蛻變的履痕,也逐漸修煉出了一身“功夫型”的散文身手。他對中國傳統散文的精研和對典籍的諳熟,使他常常能輯古鉤沉,發歷史之幽思,愈到晚近,愈有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趨向。

  真正打破軍旅散文沉寂局面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多音齊鳴的文化格局,都使得作家們的精神和心態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于此,散文熱潮的高漲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一特點倒也與當代散文界相近似,從詩人、小説家隊伍裏殺出幾員大將,才從根本上開出了軍旅散文的新生面。他們是:周濤、莫言、朱蘇進、朱增泉、李存葆。

  周濤散文的最大特點就是一個“大”字,它們氣勢沉雄,意蘊深遠,筆力強健而匯成一股語言的雷鳴,夾帶著西北的天風滾滾而來,使人如聞天籟,振聾發聵。這些大散文具有兩個向度上的意義:從共時性看,它把周濤推上了當代散文革命的前沿;從歷時性看,它和“十七年”時期的散文傳統明顯決裂,傳送出了散文換代的先聲。周濤創作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稀世之鳥》《遊牧長城》《兀立荒原》等散文集使他鶴立于軍旅散文界,並和余秋雨、張承志、賈平凹、張煒、韓少功等優秀作家一起排列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散文世界的最新風景線。

  朱增泉和周濤的相似之處是都由詩而文,相異處在于:周濤是一個“半路出家”、33歲入伍的“半吊子軍人”,他的軍人精神和戰士品格主要來自他的個性和邊疆馬背民族文化的熏染。而朱增泉則不然,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四十年軍齡的老軍人,並且官至中將,是軍階最高的當代中國作家。因此,《秦皇馳道》的散文選材和思情走向有著更為鮮明和強烈的軍旅定位。他關注一般的軍營現實和戍邊官兵,但他對古戰場和歷史名將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撫今追昔之中,融入了他對民族文化傳統、古代軍事智慧和現實軍隊命運的交織思考,將尚武精神、載道傳統和言志理路作出了巧妙的嫁接,展示了一位將軍散文家特有的氣度與風范。進入新世紀之後,他又以煌煌五卷本《戰爭史筆記》和四卷本散文與隨筆“重拳出擊”,為軍旅散文史添寫了重要篇章。

  莫言將他小説中的奇詭和浪漫帶入了散文創作,而且更突出了幽默和俏皮的一面。其風格一如他的散文集名:《會唱歌的墻》。與“感覺”成為了莫言小説的重要特點不同的是,幽默成為了莫言散文的主要特徵。雖然明知他的想象和誇張的慣性在其中作祟,“添油加醋”、口吐蓮花,但由于基本素材的真實性,仍然使人身臨其境,和作者感同身受,獲得了很強的現場感和參與感,並且常常因為作家出人意料的苦中作樂,或自嘲或調侃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而這笑又是帶淚的笑,笑過之後,留下的是沉重的回憶。《吃的記憶》在悲慘的情境中充分展示人的豁達與樂觀的天性和作家幽默與機智的天賦,或者反過來説,它以樂寫悲,長歌當哭,是一種嚴峻的調侃、深刻的反諷。高人一籌的幽默品格使莫言散文不同凡響。

  朱蘇進的散文創作卻和他的小説特點基本吻合,一是銳利的思想性,集中表達當代職業軍人對戰爭、軍人、死亡與和平的深度認識與終極追問,常常在形而上的層面升華為睿智的哲理,或者以理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的發現;二是深思熟慮、出手謹慎,所作不多、作必精到。《天圓地方》和《獨自散步》兩本集子篇幅不大,卻都有沉甸甸的分量。而萬字長文《最優美的最危險》堪稱其代表作,對作為戰爭組成部分的武器類別、性能的諳熟,對作為人類智慧結晶的槍炮的審美欣賞、酷愛與把玩,對作為以嗜血為目的的殺人工具的高度警戒、敏感與防范,都寫到了極致,尤為精彩的是,在這種尖銳的悖論中表達了一種高超而優美的藝術的辯證法和辯證的藝術性。豪不誇張地説,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凡寫武器的文章,尚無出其右者。

  李存葆介入散文較晚,但起點很高。從小説之後,經由報告文學《大王魂》《沂蒙九章》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才在散文界露出崢嶸頭角。他的散文特點和他的小説、報告文學創作有同有異。同者皆為大題材、大氣魄、大情感、大篇幅;異者則在于轉向了文化關照,從對當下中國現實的緊密跟蹤,轉向了對未來人類生存困境的終極關懷。《鯨蕩》《大河遺夢》《祖槐》短則萬余字,長則三萬字,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或從鯨群自殺下筆,或從黃河斷流著眼,關注的是後工業社會中的環保問題和人類社會的生存危機,抓住的是現代文明進程中人們的普遍焦慮,表達了一種大憂患與大思考,比《高山下的花環》中所傳達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與眼界更見闊大,比《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與社會批判更見深邃。同時,李存葆又一反他的小説寫作常態,粗中有精,在大處著眼,在細處著筆,開始注重講究語言、從遣詞造句到排比到對仗到節奏到韻律,無不精心斟酌推敲。雖然略有用力過甚、修飾過細之嫌,但自創其“新賦體”卻在散文界別開生面。

  與周濤、李存葆、莫言、朱蘇進、朱增泉等人的陽剛大氣之作形成呼應與互補的有兩個方面軍。一是來自女性王國的一批清新秀麗之作,以及由裘山山、畢淑敏、燕燕、龐天舒、項小米、盧曉勃、唐韻、劉烈娃、王秋燕、劉馨憶、文清麗等和前輩作家郭建英、楊星火等共同組成的軍旅女散文家群。郭建英是一位從朝鮮戰爭中走出來的老一輩軍旅散文家,出版過散文集《長城望不斷》《關山集》《流星雨》等。她的散文多是以個人回憶形式寫成,在許多寶貴的歷史素材基礎上,創作出大量人物小傳體的散文作品,以飽滿的熱情表現著軍人的人性美。她的散文一洗過去那種戰爭散文的窠臼,以歷史和生命的視角來重新回憶和解讀抗美援朝戰地演出的日日夜夜。畢淑敏有過長期的藏區高原生活經歷,她的散文從小處著眼,探討生活的深層意味,文字風格質樸真誠,訴説的是對世界的驚奇,對生命刻骨銘心的感悟,對生活始終不變的熱愛。

  二是由詩人、小説家、資深編輯、報告文學作家組成的“混合軍團”,如葉楠、彭荊風、淩行正、朱亞南、峭岩、喻曉、程步濤、韓靜霆、王宗仁、苗長水、金輝、閻連科、楊景民、盧江林、汪守德、張為、吳國平、師永剛等人“摟草打兔子”式的散文寫作,也收獲了軍旅散文的豐碩成果。由此,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軍旅散文開始初具規模,有了基本陣容,有了代表人物,也有了重頭産品,可謂軍旅散文的輝煌時期,而由此也可以説,軍旅散文的輝煌相較于其它文體來得更晚一些,是軍旅文學中一朵“遲開的花朵”。

  進入新世紀,在硝煙散盡、和平安定的年代,戰爭敘事不再是軍旅散文的主角,軍旅散文進一步在取材、風格上顯示出多樣性,呈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先是邊關敘事異軍突起。新世紀軍旅散文收獲最豐的當屬西部軍旅散文。雪域高原和沙漠戈壁都賦予西部軍人不同尋常的生活體驗,以王宗仁、裘山山、楊獻平、淩仕江為代表的行走邊關的軍旅作家,將自己的生命所感書寫成獨特的西部軍旅散文,成為新世紀散文的一道亮麗風景。

  裘山山的散文可謂成績斐然,代表作有《一個人的遠行》《親歷五月》《從往事門前走過》等,其中散文集《遙遠的天堂》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書中記錄的故事是如此富有人情味:站崗巡邏、克服寂寞是和平年代邊防官兵對于軍人職業的堅守,然而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卻被作家挖掘出了深蘊其中的因生活差異而産生的張力與人性深度之美。

  同樣,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書》摘取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桂冠,書中記錄了幾代青藏官兵的生活與心靈。作家將自己在青藏線上當汽車兵的經歷與當下對邊防生活的所見所聞相結合,書寫著青藏軍人共同的堅守情懷,表現了微不足道的個體在嚴酷的生活中是如何堅忍與頑強。

  唐韻主要的散文集是《我們的蝸居與飛鳥》,筆者曾在該書序言中對其評價,如今看來也恰如其分——這部散文集記錄了唐韻三上高原、再訪敦煌、重又朝拜西藏的曲折心路和學醫多年的生命體驗以及久居都市的情感歷程。在蝸居與飛鳥之間,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務實與浪漫之間,關注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態。

  其次是雜家薈萃、精品迭出。新世紀以博雜面貌出現的跨領域散文創作不在少數,譬如小説家或雜志編輯朱秀海、周大新、劉亞洲、韓靜霆、陳可非、朱寒汛等人,均出手不凡,表現不俗。朱秀海的散文可以説絲毫不遜色于他的小説創作,新世紀以來先後出版了《行色匆匆》《山在山的深處》等散文集。朱秀海的散文有明顯的個人特色——獨特的戰爭經歷賦予了他對于戰爭的感悟細膩、深刻、獨到。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武漢大雪》一文,以作者接到上前線任務後的心路歷程為主線,寫盡了生死一線間本能地回避死、而後又告別生的自我疏導過程。作家面對突如其來的戰爭,每一個細微的感受、每一個下意識的行動都是如此真實,這是無此經歷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復制的心理烙印,從而使得整篇文章極富人性深度與藝術張力。再如遊記、讀書筆記《三重印象下的俄羅斯》《天下無書,唯有閒書》諸篇,無不使人驚異于作家知識之淵博、學養之深厚、見識之不凡,以及對于不同文體的駕馭能力,跨界自如,遊刃有余,來去帶風。

  周大新的散文集《呼喚愛意》在新世紀推出,其中收錄了《大師的饋贈》《酒之外》《晚霞與朝霞一樣絢麗》《人性立方體》等篇章。作家以數十年的人生感悟和思考,以樸素的語言和精煉的情節,揭開了世間生離死別的真相,被評論家稱之為“靈魂寫作”。

  劉亞洲的“跨文體寫作”在新世紀獨樹一幟,在産生廣泛影響的同時,拓展了軍旅散文的審美與思維空間。張心陽、李庚辰等人雜文式的散文寫作直面社會問題,既有勇敢的吶喊,又有冷靜的思考與堅定的守衛,從中足可見出作家的思想高度與情感烈度。

  其三是以當代視角回溯歷史。軍旅散文的紀實性特徵與其取材、立意密切相關,許多軍旅作家的散文並非為一人一事或點滴情緒而作,而是多為一組人物、一係列事件或是一種大情懷的再現,也因此他們想要完成的,往往是對某個歷史時代的復現或提供身處現實的目擊。新世紀的軍旅歷史散文代表作家徐光耀、郭建英、淩行正、王龍等人在作品中展現出的對人與時代、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思考,對歷史的總體把握和洞察,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徐光耀的《昨夜西風凋碧樹》是作家在新世紀伊始寫作的歷史回憶散文,回顧了自己自13歲參加革命直至“文革”結束的富于戲劇性的人生經歷,翔實地記述了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後“反右運動”“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的親歷親見。作品寓苦澀與沉重于輕松、幽默之中,以講故事的形式寫出了一個個人物、一串串事件,敘事生動,思考犀利,融入了對國家命運的深度思考,讓人們看到作家大膽還原歷史、反思歷史的勇氣和坦蕩的胸懷。

  老作家淩行正見證了人民軍隊的發展史,他以散文記錄了幾十年革命工作的見聞,新世紀以來出版有長篇散文“軍旅青春三部曲”:《感念西藏》《鐵血記憶》《初踏疆場》,不僅還原了歷史真實,同時以過來人的眼光對今天和未來深深祈願:珍愛生命,珍愛和平。

  王龍的歷史散文寫作別具特色,他的作品結集為《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鋒的十字路口》,以世界為坐標,探尋“天朝”的國運浮沉與歷史興衰。作家激情洋溢,從史料中走出,以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與自覺對中西國運異同作出深刻辨析與反思,核心則在于熱切呼喚國家的強盛,早日傲立于世界之林。

  梳理近百年以來的軍旅散文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看到,軍旅散文作為軍旅文學的一個重要支脈,雖然並不總能領新標異,但確實能在不同時期對時代風雲有所回應,對戰爭歷史有反思,對生命經驗有感悟,對軍營生活有描繪,而且不斷形成和豐富著作家們的自我創作個性,同時也豐厚著軍旅散文的藝術底蘊,尤其是以軍人的獨特風骨和軍營文化的獨特內涵,為散文這種輕盈的文體提供了硬朗的骨骼和靈魂的重量,同時更加確立了軍人精神境界的神聖價值,最終形成了軍旅文苑中姹紫嫣紅的明媚風光和萬千氣象。

  (朱向前,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徐藝嘉,中國航天員中心工程師)

(編輯:韓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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