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佔據西方主流媒體重要版面的是頻發的槍擊案和暴恐襲擊、愈演愈烈的“通俄門”等負面新聞。面對亂局，一些西方人習慣于“燈下黑”，或將之歸因于西方運氣欠佳，或將之視為外部因素使然。美國學者福山的答案似乎與眾不同：“真正的問題，部分根源于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源于美國的制度。”我們不想揣摩福山的本意，但“西方之亂”確有其制度根源。
資本邏輯産生貧富分化。馬克思曾説過，資本一出現，就標誌著社會生産過程的一個新時代。資産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以及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邏輯，是剝削剩余價值或賺錢。這必然導致財富的積累與貧困的積累並存、資本與勞動的對立。20世紀30至70年代，為緩解經濟危機、緩和社會矛盾，西方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這雖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給資本邏輯念了念“緊箍咒”。70年代末以後，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實體經濟讓位于虛擬經濟，資本邏輯借助于金融化大行其道，西方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美國成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國家。在資本邏輯驅使下，金融資本無限擴張與實體經濟相對萎縮的矛盾突出，西方社會“1%”與“99%”之間的關係緊張。還應看到，資本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獲利遠遠超過勞動。西方工人在面臨制造業外移帶來就業壓力的同時，還要應對移民涌入、商品輸入帶來的“飯碗”之爭。不滿、怒氣在西方民眾中日益滋長，致使街頭衝突、暴力事件等亂象頻現。
異化民主導致低效政治。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常因基因缺陷而出現民主異化，導致低效政治。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力制衡變形為權力掣肘。以權力制衡避免權力濫用，是“三權分立”制度設計的初衷。然而，正如丹麥學者莫恩斯·漢森所指出的，職能細分成立法、行政與司法，這在理論上是清晰的，但在實踐中卻不起作用。權力相互掣肘，已成為西方民主政治的常態。二是多黨制演變成黨爭政治。意在平衡政黨力量的多黨制在現實中往往上演“紙牌屋”，議會討論經常陷入只論黨派、不問是非的境地。近年來，由于美國政府“光説不練”、兩黨相互否決，在解決非法移民、控槍、醫改等問題上長期達不成共識，引起民眾強烈不滿。三是民主選舉被金錢污染。“金錢是政治的母乳”。民主依賴選票，選票來自競選，而競選需要金錢，這就是美國選舉的遊戲規則。金錢污染政治、政治回報金錢，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西方國家的治理能力。
個人主義催生價值衝突。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在文化上的重要反映，自由主義對于激發西方社會的創造活力曾起過重要作用。但在戰勝封建專制這個宿敵之後，自由主義在西方社會並未“踩剎車”，而是肆意滋長，甚至滑向狹隘的個人主義，引發諸多價值衝突。例如，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衝突。美國大片渲染的是個人英雄主義，街頭籃球流行的是個人單挑。在這種文化的浸淫下，自然會出現個體價值遮蔽社會利益的現象。同時，面對民粹主義的流行、選票政治的壓力，西方政治家罔顧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極力迎合部分民眾的短期需求，結果使社會陷入“福利陷阱”。又如，傳統白人社會與少數族裔的文化衝突。如何實現傳統白人社會與少數族裔和諧相處，歷來是西方社會面對的難題。少數族裔第一代移民在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時，大多採取抱團取暖的做法。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受個人主義影響頗深。但由于種族、膚色、宗教的差異，他們也存在融入困難。這些人在難以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時，容易産生極端思想，甚至走向報復社會。“獨狼式”暴恐襲擊的背後，就有激烈的文化價值衝突。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根治“西方之亂”，要從其制度根源入手。正如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現代馬克思”。（孫來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