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被曝光的中國大城市“相親價目表”令人咋舌，身價成了婚姻砝碼，愛情似乎已無足輕重。其實，在美國，感情也會讓位于經濟考量。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Victor Tan Chen近日在《大西洋月刊》上撰寫了題為《美國，交易型婚姻之鄉》的文章，該文指出，由于制造業崗位流失及社會保障網相對薄弱，對美國低學歷低收入的“雙低”群體來説，失業已成婚戀關係的“毒藥”。一旦伴侶工作不穩定或丟飯碗，他們會很現實地從經濟角度看待與伴侶的關係，最終選擇分手或離婚。文章編譯如下：
更多“雙低”人群不婚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人的結婚比例在顯著下降。若從人口統計學角度看，一個更新的變化是，引領遠離傳統婚姻潮流的是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在幾十年前，同樣到30歲年紀，他們卻比大學畢業生更有可能結婚。
如今，在40歲出頭、高中學歷或者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女性中，結婚的比例僅超過一半。相比之下，在大學學歷的女性中，這一比例為四分之三。若在上世紀70年代，幾乎是截然不同的情況。
數十年來，男性的婚姻落差變化相對女性較小，但是也呈現類似趨勢：擁有高中學歷或更少教育的男性未婚比例達25%，而獲大學學歷的男性未婚比例為23%，更高學歷的僅14%。與此同時，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中，離婚率繼續攀高，而大學畢業生的婚姻卻越來越穩定。
在生育問題上，分化也日益明顯。比如，在10個擁有大學學歷的女性中，一般只有一人會非婚生育。而在10個高中學歷的女性中，這個數字達到6人。最近幾十年，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母親中，這類非婚生嬰兒的比例急劇上升，而在女大學生群體中幾乎沒有變化。
為什麼在低學歷人群、工人階層中，願意接受傳統婚姻安排的越來越少？一些人傾向于解釋為低學歷者的文化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但是，造成這些變化的核心因素卻是：對那些低學歷者來説，找不到好工作，讓他們在維持一段婚姻關係方面變得更加困難。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相對薄弱的社會安全保障網也使失業者付出的代價比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失業者更高。當伴侶失業時，是否需要繼續保持婚姻關係？許多美國人在做決定前會更多考慮交易性的經濟條件。這不僅僅是出于對失去工作的經濟後果的擔憂，在一個高度重視個人成就的國家，情緒和精神心理上的後果也不得不考慮在內。即便是涉及愛情和生活方式之類私人問題，經濟狀況、就業機會等與社會結構相關的層面都關係重大。
“付不起帳單，信任全無”
今年初，經濟學家大衛·奧特爾、大衛·多恩、戈登·漢森分析了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段時期，由于企業不斷向海外轉移生産線，以及使用電腦和機器人進行自動化生産，美國制造業流失了很多工作崗位。以前，大多數低學歷者都從事制造業工作並獲得較高收入，制造業崗位的消失對工人階層家庭來説是毀滅性的打擊，對男性來説尤為如此，他們在流水線上工作的人數遠超女性。
奧特爾、多恩和漢森發現，在那些制造業崗位數量銳減的地方，女性結婚的可能性更小，她們也不願生太多孩子。研究人員認為，産生這種趨勢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男性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有能力撫養家庭，因此，作為結婚對象，他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
底特律一家汽車廠一位51歲的男子已失業三年。在失業期間，他的婚姻破裂了。“我沒有錢，現在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説，“在你付不起帳單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信任都不復存在。”妻子開始欺騙他並最終離開他，原因就是“有一個男人拿來了錢”。
失去“信任”不只是和收入有關，他還擔心，兩個孩子也會和他妻子一樣看不起他。過去，他有工作，現在卻整天待在家裏，孩子會覺得很奇怪。在他的理解中，長時間沒工作讓他看上去不像一個男人。“當你付不起帳單，生活會很艱難，所以我一直很抑鬱。”他補充説，失業讓一個人無法成為他自己或者他曾經的樣子，或許這種心態也讓他對女性的吸引力大減。
社會學家認為，能讓男人當成事業來幹的職業越來越少，剩下的都是零敲碎打的短工。結果是，當男人失去工作或者工作越來越差時，女人就把男人當成一種高風險的投資。
整體而言，美國人還是期望男性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意味著男性作為伴侶的價值與其收入多少密切相關。不過，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中，女性也承擔起供養家庭的責任。對工人階層來説，當一對伴侶必須依靠工資來解決生計時，無論是男方是女方，彼此都很難忍受對方沒有工作。
是政策問題，與命運無關
一個人的愛情和家庭生活難道必須被他（她）的就業或失業所支配？
當你與美國人、加拿大人交流，會吃驚地發現，同樣受到制造業崗位流失影響，相比加拿大人，失業對美國人婚戀關係的毒害更大，一旦失去工作，美國人更有可能走向分手或離婚。
一名60歲的加拿大男子失業後，他的家庭經歷過一段艱難時期。他甚至想過自殺。後來，他和妻子前往當地政府出資建立的“行動中心”——一個幫助失業者的項目尋求幫助。該中心説服這位男子的前雇主允許其繼續享受醫療保險。他還上了補習班，從而獲得高中學歷。接著又接受相關培訓，成為一名戒癮顧問，政府為他的所有學費埋單。即使他不能再領取公共失業救濟金，他仍然能通過一個特殊項目獲得收入。該項目規定只要在過去10年中至少工作了7年，那麼在失業時就能獲得一份特別收入。
這段經歷讓他的婚姻、與女兒的關係都變得更加堅固穩定。“在這以前，我們不會坦誠相待，也不會交流。”他説。
雖然美國也提供類似失業保障，但是相比加拿大卻顯得吝嗇和狹隘。加拿大還為貧困家庭提供其他福利政策，特別是單職工家庭。比如，父母能領取“嬰兒獎金”，每月為18歲以下兒童發放免稅現金津貼。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是兒童稅收抵免，但對于繳納收入所得稅很少的失業工人和低收入家庭來説，也許只能獲得較少的兒童稅收抵免，甚至沒有。
和美國一樣，一些國家也面臨自由貿易和自動化帶來的全球經濟困境，但是這些國家卻已建立或者在強化保障網絡，以便為民眾提供經濟穩定的保障。美國人的家庭關係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勞動力市場的波動，其實與命運無關，而是政策問題。 （記者 廖勤 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