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澳大利亞參議員卡科什克·摩爾發現自己擁有英國國籍後，于當日主動宣布辭職。至此，她已是第九名涉及雙重國籍風波而辭職的國會議員。自今年6月起，這場風波席卷了澳大利亞政壇，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總理特恩布爾領導的政府在刀尖上搖搖欲墜。而對于公眾，一場關于雙重國籍的紛爭也被擺上臺面。

　　牽涉九名議員或引發政府危機

　　這場曠日持久的雙重國籍危機始于今年6月末，澳大利亞綠黨副領袖斯科特·盧德蘭發現自己還持有新西蘭國籍。盧德蘭出生于新西蘭，8歲時舉家遷居澳大利亞。因為他並未放棄新西蘭國籍，因此仍保有新西蘭籍。盧德蘭7月14日宣布辭職，其職位由拉麗莎·沃特斯接任。僅四天後，沃特斯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辭職。盧德蘭的遭遇提醒她去核查自己的國籍，結果發現自己擁有加拿大籍。沃特斯在11個月大時跟隨父母回到了澳大利亞，“我沒有宣布放棄加拿大籍，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雙重國籍。”她辯解道。

　　緊接著，資源與北澳事務部長馬休·卡納萬、單一國家黨參議員馬爾科姆·羅伯茨、獨立參議員謝諾峰以及國家黨副領袖菲奧那·納什均被指擁有雙重國籍，他們都表示直到今年才發現此事。8月，國家黨黨首、副總理巴納比·喬伊斯向眾議院宣布自己同時持有新西蘭國籍，將這場雙重國籍風波推向高潮。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喬伊斯自稱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第五代移民，持有雙重國籍是因為父親在新西蘭出生。最終，法院于上月依據憲法作出判決，七名被曝出有雙重國籍的議員中，喬伊斯等五人沒有任職資格，卡納萬和謝諾峰“幸免于難”。到11月，又有兩位參議員雅基·蘭比和卡科什克-摩爾因發現擁有雙重國籍身份後辭職。

　　根據澳大利亞憲法第44條，承認過忠誠于、服從于或依附于外國，或承認自己為外國的臣民或公民，或享受外國臣民或公民權利或特權的人，或是外國公民……不得當選澳大利亞參議員或眾議員，或作為參議員或眾議員出席議會。而在澳大利亞眾議院150個席位中，總理特恩布爾所在的自由黨與國家黨執政聯盟只佔據76席，靠勉強過半數的局面籌組了這屆政府。而作為眾議員的喬伊斯失勢，政壇格局勢必會被打破，特恩布爾政府可能下臺走人。不過好消息是，喬伊斯已經宣布放棄新西蘭國籍，他將參加于12月2日舉行的補選，媒體分析稱，他在補選中的勝算較大。

　　雙重國籍＝雙重忠誠？

　　這場雙重國籍危機不僅引發澳大利亞政壇大地震，也引發了一場關于國籍與忠誠度的思考。雙重國籍意味著雙重忠誠，也正是出于對“忠誠度”的隱憂，一些國家限制雙重國籍人群的政治權利，比如不允許雙重國籍者擔任公職。在埃及，擁有雙重國籍的人不能被選為議員；在以色列，成為國會議員前，當選者需要放棄另一國籍；在菲律賓，雙重國籍者無法擔任政府公職；而印度的雙重國籍者不能競選公職，也沒有投票權。

　　西方國家對于雙重國籍者擔任公職普遍持開放態度。在美國，雙重國籍的政客們並不在少數：電影明星出身的施瓦辛格在擔任加州州長期間，一直保留著美國和奧地利雙重國籍；參議員泰德·克魯茲直到2014年才宣布放棄加拿大國籍。雖然1999年美國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布規定，禁止司法部雇用非美籍人員，不過擁有雙重國籍的人不在禁止之列。在德國和加拿大，政客也可擁有雙重國籍。下薩克森州州長大衛·麥卡理斯特是德國首位擁有雙重國籍的州長。加拿大前總理約翰·特納一直擁有英加雙重國籍，該國許多政黨領袖也都擁有雙重國籍。在新西蘭，選舉法允許雙重國籍者競選議員，但同時有法律規定，如果議員就任後申請外國國籍，其議員職位將被取消。

　　那麼雙重國籍究竟是否會影響公民忠誠度？美國移民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馬克·克裏科裏安就認為，有雙重國籍不只是出國旅行更方便那麼簡單，有時“相當于正式宣布分割忠誠與公民義務的‘重婚’”。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政治忠誠主要通過國籍來表現，成為兩個國家的公民就像信仰兩種不同的宗教，意味著兩邊都不尊重。

　　然而澳大利亞本是移民國家，如果將忠誠與國籍畫上等號，那麼超過一半的澳大利亞人都無法進入議會。2016年人口普查顯示，2400萬澳大利亞人中，在國外出生或父母親一方在國外出生的人口超過半數。作為最大的移民國家之一，澳大利亞能找出多少“土生土長”的公民是個未知數。即使在本土出生，如果父母一方有或曾有外國國籍，也可能使子女在不知不覺間持有雙重國籍。

　　分析人士認為，在如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部一個世紀之前起草的憲法是否仍具有其時效性有待商榷。在《澳洲新快報》一篇名為《“雙國籍風波”：敵對政客們的一場遊戲》的評論指出，在本來就是移民國家的澳大利亞，公職人員是否忠于國家，不能僅用國籍簡單評判，所謂“風波”，不過是政客們的一場遊戲。

　　雙重自由，還是雙重枷鎖？

　　雙重國籍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國民的忠誠度。但作為硬幣的另一面，擁有雙重國籍者，可以更便利地穿梭在兩國之間，享有兩國國民的權利和福利，同時也用他們的智慧為所在國發展作出貢獻。

　　日本法律禁止國民擁有雙重國籍。為防止雙重國籍的産生，日本實行“國籍選擇制度”。所謂“國籍選擇制度”，是指雙重國籍者在22歲必須對國籍作出選擇，聲明“選擇日本國籍，放棄外國國籍”，如果不選擇，會接到法務大臣的催告，在收到催告後一個月內不做出選擇，將喪失日本國籍。然而，日本國內擁有雙重國籍者依然不在少數，據日本法務省估算，此類人群達58萬，佔總人口的0.45%。一些移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尋求雙重國籍有現實生活和情感兩個層面的原因，他們自豪于某一國家的公民身份，但也希望保有到另一國家自由旅行、購置不動産、投資以及享受健康醫療、住房、子女教育、養老和退休等方面的優惠及便利條件。

　　如果個體尋求雙重國籍是為了“拿兩本護照，得兩份紅利”，那麼國家層面承認雙重國籍，又出于怎樣的考慮呢？不少國家準許雙重國籍最首要的考慮就是通過吸納高端人才，促進國家發展。為此，一些國家甚至修改了移民入籍的法律制度。

　　韓國曾經是一個實行嚴格的單一國籍制度的國家，但隨著經濟發展，韓國于2011年開始有條件地承認雙重國籍。根據現在韓國的國籍法，海外高級人才、結婚移民者、成年前被外國人領養者以及65歲以上高齡海外同胞可持有雙重國籍。對于政府放寬雙重國籍制度的方案，韓國輿論普遍認為，這是為適應人才流動日益頻繁的國際化時代需要，韓國到了擺脫純血統主義枷鎖、張開雙臂擁抱世界的時刻，單一國籍制度不應再成為阻礙國際優秀人才到韓國施展抱負的屏障，承認雙重國籍是吸引更多全球人才、提高韓國國家競爭力的必然舉措。

　　這或許正是雙重國籍的兩面。雙重國籍，是雙重自由，亦是雙重枷鎖。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在《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覺》中提出的多重身份帶來的悖論：賦予人一種單一的身份認同，無疑是罔顧事實且非常危險的；但是很多人在多重身份認同的重疊幻覺裏迷失方向，變成情緒動物，從而也失去自由。（吳雨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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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