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蝗、湯
從1942年春天開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稈上漸漸枯萎，一場巨大的災難，在這片土地上默默地醞釀著，只是這一切的徵兆，都被戰爭的硝煙暫時掩蓋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環敵，全省半數之地被日軍侵佔。多災多難的中原大地，正在經歷著歷史上最苦難的歲月。
一春無雨，田裏的小麥收成不足常年的兩成。新中國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説，世代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很清楚這意味著又一個荒年的到來。麥收之後，河南已經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秋收成了人們唯一的指望。孰料，那個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續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後，往往緊跟著蝗災。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蟲席卷河南全省。所過之處，田間秧苗皆被一掃而光。一些臨河、依井的良田，原本還能略有收獲，這一下卻全部葬送蝗蟲之口。
天災之外，戰爭更是這場災難的關鍵成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河南成為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的主戰場。在1942年河南大饑荒爆發之前，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1938年，蔣介石“以水代兵”，掘開了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泛濫成災。
“以水代兵”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是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變成了沙灘河汊。長年徵戰，河南一直是全國出兵出糧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瘡百孔，多年的徵糧徵兵，青壯年都離開了土地，農民家裏沒有存糧。
在電影《一九四二》中，當時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不顧人民死活，仍在強徵軍糧。在這一點上，掌握著河南軍權的蔣鼎文自然難辭其咎。而河南流傳的民謠卻道出了另一個為禍之人。
“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個“湯”，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抗戰之時，湯恩伯部數十萬人駐扎河南，軍紀渙散，為害鄉裏。而在河南災情嚴重之時，湯恩伯又推出了幾個所謂“德政”，強徵民役，引得民怨沸騰，被民間列為河南四大災害之一。
旱災不同于洪水或地震這樣的突發性自然災害，其發生和加重是一個長時間的持續過程。原本也有足夠的救援時間。但河南正在發生的大饑荒，卻在很長時間裏不被重慶所知。賑災的不力乃至對災情的置之不理，又讓這場災難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獲得的河南饑荒情況，只有一些只字片語的傳聞。在坊間、國民政府舉辦的高級酒會以及外國記者的聚會上，他能夠聽到一些零零碎碎的資訊：
“我聽見一個河南來的人説……”
“我看到一封洛陽來的信……”
以記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慶的國民政府高官進行過求證。而所有這些傳言，都得不到證實。
自1940年遷都重慶後，為了確保戰區的軍糧供給，國民黨當局實行了在各省“徵實”(即直接徵收糧草等生活物資)制度，還規定虛報災況的要予以重懲、徵實有功的予以嘉勉。
這種獎懲制度，等于引導各省“報喜不報憂”。據《河南文史資料》記載，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並沒有像電影中那樣勇敢地為民請命。據當時的河南一區行政督查專員楊一峰的回憶，1942年初秋，楊一峰在到河南魯山述職的路上，“目睹飛蝗遮天，野無青草；災情慘重，人民賣兒賣女。”
隨即，河南各界由省賑濟會發起，推派楊一峰在內的三名代表到重慶去，“呼吁減免征實配額，撥糧賑濟災民”。
到了重慶，他們發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報告中説，“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他們就此事質問李培基，李支吾以對。
事實上，蔣介石早就接到過河南軍政官員上報的災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幹脆視而不見。他關注的一是徵兵，二是徵糧。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本年有若幹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裏，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征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徵課之責任……”
根據多年從事1942年河南大饑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資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就已從軍方李家鈺、蔣鼎文那裏，得知了河南的災情嚴重，軍糧徵繳困難。為了挽救局面，他趕到西安附近的王曲軍校，主持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
河南省官員對軍糧配額討價還價的結果。蔣介石當天晚上即“徵用所有的運輸工具，打開糧倉，把存糧迅速地東運河南”，以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決定，把對河南農民的徵糧數額由500萬石減為250萬石。
但是到了糧食部長徐堪那裏，河南的軍糧配額由250萬石變成了250萬包。一石合小麥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讓河南的軍糧配額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這個標準超額完成了徵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鬱文，還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