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為販假者打造“流量快車”

　　不法商家利用各大電商與社交平臺的演算法與推薦機制，開發了不少“引流”手段。

（電商平臺截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何曦悅、王默玲

　　近日，新華社客戶端“全民拍”欄目刊發線索《電商拍賣竟成假貨的“引流神器”？》，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跟蹤發現，除了利用拍賣平臺獲取曝光率，假貨賣家近年來利用各大電商與社交平臺的演算法與推薦機制，開發了不少“引流”手段，穿插夾雜于各類商品與內容間，不僅影響用戶使用體驗，更讓假貨堂而皇之橫行網絡，容易使一些缺乏辨別力的消費者走入迷局。

“只看不賣”，電商拍賣實為假貨引流

　　在電商平臺輸入奢侈品大牌關鍵詞，出現的不少商品價格極其低廉，但是卻“只能看不能買”。

　　記者發現，利用電商平臺的既有拍賣機制，不少出售假貨的商家把拍賣商品變成了其微信引流的窗口。

　　近日，上海市白領陳慧欣想通過某電商平臺購買一款熱門奢侈品包包，但在搜索關鍵詞後她發現，排名靠前的商品中，有不少看上去十分蹊蹺：這些産品都用拍賣的形式出售，市場價上萬的包包在這裏的起拍價通常僅為幾百元，商品首圖上標著醒目的微信號，但商品詳情裏卻空空蕩蕩。

　　記者嘗試聯繫多位類似賣家，發現這些店鋪並無客服值守，即使有買家繳納保證金參與競拍産品，也會因為競拍不成功或賣家關閉訂單而終止。而添加這些商家的微信後發現，他們正以幾百元的價格出售大量倣冒奢侈品箱包。

　　為何這些商家要選擇拍賣的形式，在電商平臺做無法成交的生意？

　　記者嘗試詢問是否能通過淘寶拍賣平臺直接成交，一位商家表示，如在平臺成交，則會因為售假被封店，因此商家僅將電商拍賣作為引流至微信號的手段，以逃避電商平臺的監管。

　　由于很少有買家會真正繳納保證金去競拍一款毫無詳情説明的商品，這種“無成交”狀態也成了賣家的優勢，一方面他們利用拍賣産品提升店鋪曝光度、增加個人微信流量，另一方面又不會留下售假的成交記錄，避免店鋪被電商平臺處罰。

　　記者發現，在不少電商開店教程中，“拍賣”都被視作免費流量的來源。一些教程中直接評價這一方式的優點：在主搜索入口，買家可快速搜到拍賣寶貝。

公域引流、私域賣假成“秘籍”

　　隨著各大電商平臺對制假販假懲處力度的加大，不少商家將售賣行為轉移到了“私域流量”場所，通過微信等通信軟件進行私下售賣。

　　然而無論形式如何，擴大受眾范圍是不變的需求，流量巨大的公共互聯網平臺，更是成了商家的“引流神器”。

　　“高倣”賣家們試圖侵入互聯網生活的更多角落，通過不同形式攫取流量，比如人們使用頻次較高的各大社交網絡。

　　不少微博用戶發現，微博首頁經常出現一些自己並未關注賬號的行銷推廣內容，這些標注著淡灰色“廣告”小字的博文中，不乏售賣假冒名牌産品的推廣。

　　“高級定制、原廠皮料”“與廠家合作供貨，匠心工藝”……這些模糊暗示的話語，配上九張奢侈品包包的圖片，並以“加薇”“V”等暗語留下賣家的微信號，一段時間以來，這樣的推廣內容出現在不少微博用戶的首頁。

　　記者調查發現，這些內容可以通過購買微博的“超級粉絲通”産品推廣至各用戶資訊流中。其中一位“高倣”賣家微信回復記者稱，這已經是其第九個客服微信，並且已經滿員，建議記者添加其另一個最新微信號。

　　而經常在小紅書分享自己生活動態的網友瑤瑤也發現，自己最近發布一些奢侈品包包購物心得時，由于內容中出現了品牌關鍵詞，評論便會涌入大量品牌“高倣”賣家。

　　這些賣家頭像多為奢侈品産品圖片，評論內容經常為“僵屍”般的亂碼，點進其主頁便能看到賣家在醒目位置分享了自己的微信號，並在微信售賣各類大牌倣冒品。

避免假貨佔據真流量，還需多方合力

　　近年來，我國對于制假售假、倣冒大牌的行為打擊力度不斷加大，僅在上海一地，去年就審結一審智慧財産權案件3.7萬件，包括倣冒“樂高”“戴森”、歐萊雅公司商標等案件，讓侵犯智慧財産權者付出了沉重代價。

　　“售假者必須意識到，不論在哪個平臺以何種方式售賣，只要存在售假行為，他就很可能構成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京大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程治國指出，去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這一罪名的量刑進一步加重，顯示了我國加強保護智慧財産權的堅定決心。

　　“在心存僥倖的售假者面前，法律必須要露出‘牙齒’，只要售假就必須付出沉重代價。”程治國説。

　　但與此同時，假貨賣家的售假與引流行為也在不斷升級隱蔽，專家認為需要多方合力制裁，形成全社會保護智慧財産權的良好氛圍。

　　同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徐文海認為，對于明確標注“廣告”，並由平臺推送給個人用戶的資訊，微博等社交平臺應被認定為廣告發布者，對于涉嫌售假廣告的內容審核應承擔高度注意義務，不能以廣告內容隱晦等為托詞逃避。

　　盡管商家精心引流至微信，售假行為並不直接由微博等進行，但徐文海認為，由于之後的售假購假交易實質上來源于平臺廣告，因此微博等的推送行為仍屬于廣告法中明確的“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制作、發布的”行為，應承擔相應責任。

　　而相較于主動推送的廣告，電商拍賣、用戶評論等內容中出現的售假引流可能更為隱蔽，難以全面監管。

　　程治國指出，對于利用電商拍賣等引流的行為，盡管售假交易不在平臺內發生，但站在社會責任的角度，平臺還是要盡量做到嚴格審查。“一旦有消費者通過電商平臺引流購買了假冒商品，對于平臺來説，企業聲譽也會受到影響。”

　　他建議，一方面，平臺可通過監控拍賣商家的銷售數據，篩選出一段時間內只上架但不交易的異常賣家，作進一步核查；另一方面，平臺也可研發相應圖片識別技術，識別出標注有引流微信號的商品圖片。

　　徐文海認為，需要看到，近年來各互聯網平臺對違規內容刪除處罰的力度不斷加大，這一點值得肯定，但處罰往往集中針對涉黃、涉賭等內容，對于制假販假等侵害智慧財産權的行為有所忽視。

　　“這不僅需要國家進一步重視智慧財産權保護，在行政管理、司法審判上加大力度，同時也需要注重加強對大眾的引導，減少買假用假行為，形成全社會保護智慧財産權的氛圍。”徐文海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