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騎臨秋——辛棄疾在滁州

  聶作平

  瑯琊山

  十多年前，陽光和雨水同樣汪洋恣肆的煙花三月，我結束了在江南一帶的漫游。回川時，我特意繞了一段路。在南京，我渡長江，過浦口，入安徽。與南京毗鄰的，是安徽下轄的滁州。以往，曾在文獻裏讀過古人對滁州地理位置的描述，所謂“金陵鎖鑰，江淮保障”；所謂“形兼吳楚，氣越淮揚”——如果不是親自開車走這一趟，不會有如此深刻的感性認知。因為，從南京市區到滁州市區，竟只有區區五六十公里。即便在以驢馬為遠行工具的古代，由滁州往南京，至多也就一天時間。

  尤其重要的是，在南宋與金對峙時代，南北雙方就以淮河為界。地理上有一個詞叫江淮地區，指長江與淮河之間的區域。這一區域，大抵是長江和淮河沖積而成的平原，稱為江淮平原。而滁州，地處江淮平原。市區到淮河，直線距離不到100公里。就是説，當淮河作為宋、金國界時，滁州就是南宋的邊關，就是拱衛建康（南京）乃至廣闊江南的門戶。

  “環滁皆山也。”這是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在知滁州時寫下的《醉翁亭記》的首句。受此影響，在許多沒去過滁州的人的印象中，滁州都是一座陷落在群山中的城市。我亦然。抵達滁州已是晚間，入城後，燈火星星點點，映着天上一輪明月。透過酒店的玻璃窗，遠處似有黑黝黝的山影。我以為，那就是歐陽修所説的“環滁皆山”的某一座。天明才發現，其實那是一片還未竣工的樓房。舉目四望，沒有山——如果有，也被遠近的樓房遮擋了。

  必須出城，必須穿過寬闊或狹窄的街道，在城市的西北部，我終於看到了山。那是聳立於平原深處的一列覆蓋着幽深草木的山。歐陽修説，“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指的就是它。不過，由於城市不斷擴張，歐陽修時代的滁州城，在山的東北；而現在的滁州新城，在山的東南。

  那山，便是瑯琊山。

  瑯琊山上，最知名的去處自然是歐陽修的醉翁亭。一列山，一座亭，皆因一篇文、一個人而流芳千古。我特意繞行滁州就是為了登瑯琊山，而登瑯琊山，醉翁亭以及其他亭&樓閣都是必須看的。

  當然，它們之外，我還想尋訪一方石刻，一方在照片上見過的石刻。從照片上看，它是一塊天然岩石，一面被打磨平整了，再刻上字。所以，稱為摩崖石刻比較準確。

  瑯琊山上，碑刻與石刻眾多，據統計，尚能辨識的有兩百多通。其題刻人物，今人比較熟悉的有韋應物、王禹偁、歐陽修、蘇東坡、曾鞏、王世貞、文徵明——當然，還有辛棄疾。

  我要尋訪的那方摩崖石刻，它的主人就是辛棄疾。據説，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方辛棄疾題刻。辛棄疾仕宦多年，腳步踏遍名山大川，他當年的題刻一定不少。只是，年代久遠而世事變遷，它們要麼損毀，要麼藏在人跡罕至處有待發現。

  尋訪頗費功夫，走了不少彎路，問了不少路人，終於在瑯琊山後山的一面斜坡上找到了它。那裏，林間矗立着不少石頭，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隨意分佈。其中一塊，遠觀略似半身人形，頸部至腹部被打磨平整後刻上了字——那字，幾百年風吹雨打後，即便盡力辨識，仍然只識得少許。

  好在，碑文早就記錄在文獻裏，道是：乾道癸巳正月三日大雪後二日辛棄疾燕世良陳弛弼周孚楊森慕容輝侯恕戴居仁丁俊民李揚王□李浦來游。

  乾道癸巳即公元1173年，這一年，辛棄疾33歲。這通石刻，其內容，無非是那年的一場大雪後，他和一幫同僚、朋友到瑯琊山游玩。但是，它卻是辛棄疾在滁州兩年唯一留存至今的物證。

  32歲，辛棄疾出知滁州，這是他第一次以主官身份主政。到33歲離去，辛棄疾在滁州任職兩年。兩年間，他在這片靠近金國的邊疆之地牛刀小試，展露政治才幹的同時，也埋下了對未來的更大期許……

  滁州以前

  流淌着香艷與浪漫的秦淮河，自南京城中緩緩流過，河流兩岸，諸多名勝星星點點。西水關古碼頭旁邊，屹立着一座宋代風格的八角形歇山頂建築，這就是賞心亭。賞心亭的修建者為北宋官員丁謂。當然，就像中國絕大多數知名建築一樣，初版的賞心亭早已不存。以後，屢建屢毀，屢毀屢建，我們現在看到的，乃是標準的新“古跡”，它的歷史還不到20年。

  就像人們把岳陽樓和范仲淹&&在一起，把醉翁亭和歐陽修&&在一起，把鸛雀樓和王之渙&&在一起一樣，人們也總是把賞心亭和辛棄疾&&在一起。1168年，28歲的辛棄疾又一次來到建康。這座長江之濱的六朝古都，於他並不陌生。當年，他受耿京之命南下，和宋朝聯絡歸附之事時，就是在建康向宋高宗匯報的。以後，他又多次途經。只不過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是到建康履新的。

  他的新職務是建康府通判。

  在建康安頓下來後，辛棄疾慕名游觀賞心亭——他一生三登賞心亭，而這是第一次。江南的秋天，山寒水瘦，秋風蕭條，遙想發生在建康古城的諸多往事，作為一個生性敏感的文人，辛棄疾心中生出一絲絲不可抑制的傷感——他將六朝風流人物謝安引為隔代知己：謝安功名赫赫，卻遭猜忌排擠，恰好與自己一樣壯志難酬。這傷感，在他的詞作裏顯露無遺：

  “我來吊古，上危樓，贏得閒愁千斛。虎踞龍蟠何處是，只有興亡滿目。柳外斜陽，水邊歸鳥，隴上吹喬木。片帆西去，一聲誰噴霜竹？　　卻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兒輩功名都付與，長日惟消棋局。寶鏡難尋，碧雲將暮，誰勸杯中綠？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

  這個秋天，辛棄疾身心俱疲。

  首先是突如其來的?疝。?疝，疝氣的一種，患者陰囊腫大，如升如鬥。在今天，這種病可以通過手術根治，但在辛棄疾時代卻難以治愈。到建康後，辛棄疾“忽得?疝之疾，重墜，大如杯”。煩惱痛苦中，好在，辛棄疾遇到了一個擅治此疾的道人。道人給了他一個秘方：用薏苡仁和東方壁土炒至黃色，入水煮爛，研成膏，以酒送服。所謂東方壁土，又叫東壁土。即建築物朝向東方的墻壁上的泥土。中國古人認為，東向的墻壁受日光照射最早，氣味甘，勝濕邪。而?疝的病因，乃是地氣卑濕所致——辛棄疾原居濟南，北方乾燥，南下後居江南，正好地氣卑濕。服用偏方後，辛棄疾的病慢慢好轉了。後來，他的朋友中有罹患此疾者，他便向他們轉授此方，“服之亦消”。

  與疾病的折磨相比，精神的打擊更讓人痛苦。

  六年前，22歲的辛棄疾生擒叛徒張安國南下，獻俘行在，“壯聲英慨，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那是他濃墨重彩徐徐展開的人生高光時刻。那時候，他以為，他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理想人生，必將如天河倒懸，勢不可擋。

  現實卻很快就讓他領悟到了世事的艱難。高蹈的理想與泥濘的現實之間，是幾乎遙不可及的霄壤之別。

  在被朝廷任命為江陰簽判前數月，宋高宗內禪，宋孝宗即位。孝宗還是太子時就有恢復中原的理想。登基後，“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為岳飛平反，“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又起用主戰派張浚、吳玠等人。

  孝宗的舉措，讓剛剛南渡的辛棄疾異常振奮，他不顧自己是初出茅廬的後生小輩，立即向張浚上書，提出了分兵攻擊金國的策略。辛棄疾認為，金軍雖然強大，但有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調發非常困難，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把軍隊調到戰場。針對金軍這一弱點，宋軍應該分兵出擊。具體説，趨關陜為一路，向西京為一路，望淮北為一路，搗海上再為一路，這樣，金軍一定會“首尾相應不及”。辛棄疾在金國生活了23年，自少年時起，就秉祖父之意，處處留意金國政治、軍事及山川形勝，他對金國及金軍的了解，顯然在南宋諸多將帥之上。他的分兵擊金的策略，應該説，具有比較充分的可行性。

  然而，付出的是熱忱的期望，得到的卻是冰冷的拒絕。辛棄疾剛被任命為江陰簽判，職低位卑，人微言輕。作為一方封疆大吏，張浚給他的回復很簡單，“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張浚説的也是實情——此時，他還沒有到朝廷任樞密使，還是一方諸侯，自然無權調動全國軍隊。

  失望的辛棄疾只得前往江陰上任，做一名簽判。所謂簽判，即簽書某某州（府）判官的簡稱。宋制，派京官到各州、府任簽判，負責文書機要，相當於州、府首長的秘書長。

  辛棄疾在江陰任上時，張浚發動了北伐。宋軍兵分兩路，分別由李顯忠和邵宏淵率領。開初，宋軍取得一些小勝。但宋軍兩位主將矛盾重重，等到金軍援兵抵達後，雙方在符離會戰，宋軍大敗。

  符離之敗後，金軍乘勝渡淮，宋朝只得再次屈辱求和，並達成了隆興和議。消息傳到江陰，辛棄疾悲憤無比。不過，作為沉淪下僚的地方官，再強烈的悲憤，最終，也只能是無奈。

  40年以後，辛棄疾猶自對友人感嘆：“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戮之，不為衰止。”

  江陰簽判兩年後，1165年，25歲的辛棄疾轉任廣德軍通判。

  廣德軍在今安徽宣城，包括廣德縣及周邊地區。與江陰相比，廣德地處山區，更加貧困落後。當然，與簽判相比，通判級別更高。通判的全稱是“通判州事”。宋制，諸州設通判一人，少數重要州府設兩人，為州、府長官副貳，且還有監察地方官的職責。

  廣德軍通判任上，辛棄疾寫下了最能體現他政治、軍事思想的《美芹十論》。這是他越級向宋孝宗言事。在分十個方面論述時局及應對措施之先，辛棄疾追述了自己的身世、南歸的初衷及恢復中原的強烈願望，同時也坦言了對時局的擔憂，最後，強調了恢復大業的信心。

  第一論到第十論裏，辛棄疾從不同側面出發，或講求用兵之道，或分析宋金局勢，或提出具體應對方針。儘管文名為詞名所掩，但《美芹十論》卻體現了辛棄疾在詞人之外，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眼光。郭沫若曾撰聯稱讚：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

  《美芹十論》似乎沒有引起特別大的反響。不過，對這位憂世成疾、孤忠耿耿的地方官，宋孝宗應該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廣德軍任職兩年後，辛棄疾改任建康府通判。這是一次重要的改任。同樣是通判，但建康作為六朝古都和宋金對峙的戰略要地，其重要性遠在江陰、廣德之上。

  按理，這樣的調動，辛棄疾應該感到滿意。畢竟，他才28歲。

  然而，身體的疾病以及北伐願望的落空，更加上文人感時傷遇的敏感，當他登上賞心亭，撫今追昔，不由長嘆，不由傷感，不由拍遍欄杆……

  慶幸的是，很快，辛棄疾就發現，在建康，他遇到了伯樂。

  伯樂叫葉衡。葉衡，字夢錫，浙江金華人，長辛棄疾18歲，相當於辛棄疾的父輩。葉衡時為淮西軍馬錢糧總領，治所亦在建康，由是二人訂交。對才華橫溢，終日以恢復中原為望的熱血青年辛棄疾，葉衡甚是欣賞。

  在葉衡周邊，還匯聚了一批主戰派，如建康行宮留守史正志，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彥端，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韓吉等。他們年齡比辛棄疾長，地位比辛棄疾高，出於恢復中原的共同理想，他們成了走得很近的知己。

  由於葉衡的舉薦，1170年，30歲的辛棄疾前往臨安，宋孝宗在延和殿召見了他。及後，辛棄疾被任命為司農寺主簿。司農寺掌朝廷倉廩、籍田和園囿等事務。

  司農寺主簿任上，辛棄疾至少兩次上書。其中一次上書對象為虞允文。數年前，金主完顏亮大軍壓境而諸軍慌亂時，正以參謀軍事身份犒勞前線將士的虞允文指揮宋軍，取得採石大捷，宋朝由是轉危為安。此後，他一路升遷，直至拜相，宋孝宗稱他，“朕之裴度也”。

  辛棄疾上虞允文一書，題目叫《九議》。《九議》乃是《美芹十論》的補充和完善，《九議》對宋金力量對比，優劣形勢，以及出兵山東等策略，都做了進一步分析和論證。辛棄疾的上書，得到了虞允文的認可——雖然許多建議，一時還不可能付諸實施。但是，在虞允文眼中，辛棄疾就是難得的幹才。

  經虞允文推薦，1172年，32歲的辛棄疾離開臨安，前往滁州任知州。

  滁州兩年

  在歐陽修筆下，橫亙於滁州城外的瑯琊山“蔚然而深秀”；春天來時，“野芳發而幽香”。我前往滁州那個暮春，似乎整個千里江南，就是一個巨大的花園。而在滁州，在通往瑯琊山的路上，公路兩側，到處是盛開的花朵，蜜蜂飛舞，蝴蝶來回，一派人間的安寧與祥和。

  辛棄疾趕到滁州時，也是春天。我相信，儘管幾百年的光陰足以改變大地上的若干景觀，但它不能改變春天來時，花就要開、草就要綠的自然規律。那麼，辛棄疾也看到了花紅柳綠，看到了環滁的山峰裏，低低伏着的那座小小的、寂寞的城。

  進城後，辛棄疾見到的景象，卻令他感到深深的意外，甚至是震驚。

  滁州的前身叫南譙州，設於南梁。隋朝，改南譙州為滁州。南宋時，滁州領清流、全椒和來安三縣，隸淮南東路，為上州。

  宋金對峙，淮河即為國界，距淮河不到兩&&的滁州成為南宋的抗金前哨。此前，辛棄疾就在上孝宗的奏疏中指出滁州的重要：“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為最後。”可能正是辛棄疾在奏疏中對滁州重要性的闡述，宋孝宗和虞允文才決定讓他出任滁州最高長官。

  知滁州前，辛棄疾已在江陰、廣德和建康三地任職，不過，三地均為佐職，而知滁州，是第一次擔任一個地區的一把手。

  屢經兵火的滁州，名義上是上州，是南宋的邊陲重鎮，但它“處於兩淮之間，用兵者之所必爭，是以比年以來蒙禍最酷”，破敗得令辛棄疾意外。十多年間，滁州兩次遭遇兵火，一次是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一次是1164年金將紇石列志寧入寇。這座原本秀美的小城，兩度在落入金軍之手後遭到焚燬和屠殺。雪上加霜的是，兵火之後，八年裏，又有四年水旱災害。

  辛棄疾抵達滁州當天，“周視郛郭，蕩然成墟”。他看到，當地人在一片瓦礫上，用茅草和蘆葦搭了一些屋子勉強容身，全城沒有像樣的房舍。街上看到的行人，衣衫破爛，幾不蔽體，集市上沒有商賈，居民連豬和雞都養不起，要解決基本的生活需求也相當困難。所謂“較之兩淮，實為下郡；地僻且險，民瘠而貧。兵革薦更，慨莫如其近歲；舟車罕至，嘆有甚於昔時”。

  如何醫治戰爭的創傷，如何收拾滁州這座爛攤子，這是作為滁州最高首長的辛棄疾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於是早夜以思，求所以為安輯之計。”

  辛棄疾決定首先解決民眾負擔。儘管連遭戰火和天災，但多年來，政府不僅沒有對滁州進行賑災救濟，甚至連租賦也像平常一樣照收不誤。民眾無力負擔，欠下的租賦一年累積一年，辛棄疾讓人核查了一下，共欠五百八十余萬緡。辛棄疾上書朝廷，請求予以豁免，得到了批准。

  宋制，州、府每年以賦稅和榷賣的糧、帛、銀、錢定額上交給戶部，稱為上供錢。其他諸如鹽、酒等專賣産生的無定額者，稱為無額上供錢。滁州的上供錢，根據有關史料推算，約為十三萬緡。當年秋天，辛棄疾“不避再三之瀆”，請求朝廷，免除了當年的上供錢。

  其次，招攬流民。不堪連年戰爭與天災的的折騰，滁州人民大量流亡，大量耕地拋荒。辛棄疾許諾，只要流亡的農民回到家鄉，就由政府貸款修建房舍，分給土地。至於從金國南下的農民，也分撥給予土地、種子、傢具、牲畜，使之安居樂業。

  復次，用減稅的方式吸引商人到滁州做生意，減稅的比例高達70%。

  再次，組織民兵，平時耕墾，農閒訓練。

  最後，奏請將滁州列為極邊。南宋的邊境地區，劃為極邊和次邊。同是守邊人員，朝廷對極邊比對次邊更重視，待遇更優厚。滁州至淮只有160里，卻與距淮600里的舒州和距淮900多裏的蘄州一樣劃為次邊。辛棄疾認為不合理，便奏請朝廷，將滁州由次邊改為極邊，有效地激勵了滁州官員和守邊將士。

  應當説，辛棄疾所採取的這些措施，並不是什麼前無古人的天才之舉，而是一般官員也能做到的。但是，在他之前的數任知州，卻沒有人這樣做，而是任由滁州“井邑凋殘”。究其原因，乃是其時士風萎靡，從上到下都瀰漫着一種得過且過的末世之風。高官厚祿，美人醇酒，官員個個趨之若鶩，至於經世致用，為國分憂，則紛紛袖手旁觀。

  不到一年時間，滁州這座奄奄一息的城市，又慢慢恢復了生機：大量流亡的農民返回故里，安居樂業；屯田的民兵勞作之餘持戈操練；夏秋季節，糧食喜獲豐收；市區商鋪接二連三開張營業；小商小販出沒於大街小巷。“荒陋之氣，一洗而空”。

  如同今天的賞心亭乃是當代復建一樣，在滁州，幾年前剛落成的奠枕樓也是當代産物。

  奠枕樓的修建者，正是知滁州時的辛棄疾。辛棄疾治滁，政令簡要而直指要害，故此不到一年，滁州就“流逋四來，商旅畢集，人情愉愉，上下綏泰，樂生興事，民用富庶”。為了滿足四方商旅所需，辛棄疾“以公之餘錢，取材於西南山，役州之閒民，創客邸於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這座兼具政府招待所和商業場性質的客邸，名為繁雄館。繁雄館落成後，辛棄疾又在上面加築樓宇，命名為奠枕樓。所以，奠枕樓和繁雄館，實屬同一建築而有兩個稱謂。

  奠枕樓竣工後，辛棄疾在樓上舉辦了一次宴會。席間，他對出席的滁州官員及父老講了一番話：今天你們都安好了吧？壯者擁甲胄，弱者忙運輸，高喊快走，勢若星火，那樣的戰爭年代，就會把太平視為安樂。水旱相仍，種地的農夫大量歉收，糧價高企，把家裏的被褥床帳拿出去，都換不回一斗粟米，那樣的饑荒年代，就會把豐收視為安樂。盜賊橫行，民眾為之擔驚受怕；歲月饑饉，民眾被逼入困境，親人離散，無以相救，那樣的困苦年代，就會把安居樂業視為安樂。現在戰爭暫時平息了，風調雨順，糧食豐收，家家戶戶各事生業，我與諸位父老登上奠枕樓，望瓦梁山與清流關和豐山，看山川秀麗，鬱鬱蔥蔥，享受林壑之美，懷想當年醉翁歐陽公的遺風，難道不是非常美好的事嗎？

  奠枕樓建成後，辛棄疾多次登臨。有時是與父老或下屬飲宴，有時是與友朋送別，有時則是獨上高樓。——多年以後，老去的辛棄疾在作品裏有幾分自嘲地説年輕時總是“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説愁”。當他追懷已然融入記憶深處的那一座座曾經登臨過的高樓時，奠枕樓一定是最難忘的一座。

  因為，雖然以後辛棄疾的官還會做得更大，權力還會相應地水漲船高，但滁州兩年，卻是他最遂心、最如意的兩年。兩年間，他按照自己的意願，治理這方小小的國土，並且，在短時間裏見到成效。這成效證明，辛棄疾的確是治國之能手。

  那時候，他重又燃起剛剛南渡時的激情之火。在滁州，他在基於對金、宋兩國充分了解，以及深遠的政治洞察力的基礎上對友人説，“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他的預言後來全部應驗了：60餘年後，蒙古滅金，從而也拉開了南宋滅亡的序幕。

  又一次登臨奠枕樓後，辛棄疾揮毫寫下一首《聲聲慢》：

  “徵埃成陣，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層樓。指點檐牙高處，浪擁雲浮。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　　千古懷嵩人去，應笑我、身在楚尾吳頭。看取弓刀，陌上車馬如流。從今賞心樂事，剩安排、酒令詩籌。華胥夢，願年年、人似舊游。”

  此時的心境，與幾年前登賞心亭時已有天壤之別。在滁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一切，似乎都在向着理想的方向發展。與之前在建康時動輒見尤，百計無依相比，不啻天壤之別。

  對一個胸懷遠大政治理想的人來説，辛棄疾的目標自然不只是小小的滁州；但萬丈高樓平地起，滁州卻是他施展政治手段的最初舞&。他小試牛刀，顯露出不凡的身手。這自然讓他更加自信，就像他後來在給友人的詞作裏説的那樣：“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

  奠枕樓觥籌交錯之間，辛棄疾送別了曾經輔佐他治理滁州的副手、通判范昂。1172年中秋節，這是辛棄疾在滁州迎來的第二個中秋。天氣晴朗，月亮漸圓，可惜，月圓時，人卻要離別了。漸漸吹起的秋風，很自然地讓辛棄疾想起了張季鷹的莼鱸之思——張季鷹在洛陽做官時，見秋風起，憶及家鄉吳中的莼菜和鱸魚正美，於是辭官歸家。當然，此時的辛棄疾順風順水，所謂莼鱸之思，只不過説説而已。正如他在送給范昂的《木蘭花慢》中自稱“老來情味減”一樣，其實，他才30來歲，他本身沒有老，他內心也未必真的以為自己老了。

  不過，如同古往今來的文人一樣，辛棄疾身上儘管有着熱血男兒的豪情以及他所宣稱的“男兒到死心如鐵”的鋼鐵意志，但事實上，他也是敏感的，容易感傷的，大自然的風雨變幻，人世間的揮手別離，都讓他頓起身世之嘆、時光之嘆和功業之嘆。

  在“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莼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的感傷與感慨後，詞的下片，辛棄疾更為真實的內心開始展露：“徵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草，卻遣籌邊。”范昂要前往行在臨安，將受到皇帝召見，辛棄疾想象他被皇帝重用，要麼留在禁中為皇帝起草機要文書，要麼被派往邊境主持籌邊——他對范昂的這些想象，其實，寄託的是自己的理想：出將入相，輔佐明君，收復失地，恢復中原。如此，方不枉在人間走這幾十年。

  在歐陽修筆下，滁州城外的瑯琊山“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給人的感覺是瑯琊山乃得天獨厚的大美之地；其實不然。老實説，與我去過的若干名山大川相比，瑯琊山的自然風光只能説一般。

  瑯琊山的美和瑯琊山在世人心中的重要位置，其實不是它的自然風光，而是它的人文遺留。當我行走在林間小道上且尋且看時，我想，對我來説，到瑯琊山，就是為了尋找兩個人的蹤影，一個是歐陽修，一個是辛棄疾。

  同為瑯琊山游客，他們給我的印象截然不同。

  歐陽修是雅致的，適性得意的，因為他生活在一個豐盈的承平時代。儘管其時也有契丹、西夏和大宋並立，但北宋的強盛和富有，既能通過以財富的方式換取和平，也有足夠的軍隊抵擋二者入侵。那時，作為滁州的最高長官，歐陽修在公事之餘，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閒情，在山花啼鳥的陪伴下觥籌交錯，頹然乎其間。

  辛棄疾比歐陽修晚生了130餘年，此時北宋早已不復存在，南宋也只能以屈辱的方式，勉強維持半壁江山。並且，這半壁江山，還隨時面臨金軍鐵騎打擊。至於滁州，它竟然從北宋的腹地變成了南宋的邊疆。身為這個臨近敵國的邊關城市的軍政首長，辛棄疾念茲在茲的是北伐，是恢復。並且，當他來到滁州，他面臨的是一片殘垣斷壁的廢墟。和歐陽修相比，辛棄疾既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閒情。

  辛棄疾沒有為瑯琊山留下一篇文章或是一首詩，一闋詞，甚至，關於奠枕樓的兩篇記，也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請友人所寫。

  1173年正月初三，一個大雪兩天后的日子，辛棄疾在幾個同僚和朋友的陪同下，騎着馬，匆匆從城裏來到瑯琊山。他們不像是來賞雪的，因為雪兩天前就停了，此時冰雪正在消融。他們應該也不是來游山的，化雪的日子天寒地凍，更適合貓在家裏烤火飲酒。

  那麼，辛棄疾到瑯琊山幹什麼呢？

  我猜，有可能，他是為了探訪民情——天氣苦寒，治下的百姓是否有凍餓之虞？於是，他從城裏一路視察而來，漸漸走到了瑯琊山下。或許，為了試試馬匹腳力，他揮動馬鞭，驅馬上山，潔白的雪地上，便留下了一行深深淺淺的馬蹄印……

  當然，這只是幾百年後的猜測。

  如今，我只能憑藉小樹林裏那塊堅硬的岩石，想象辛棄疾和他短暫的滁州歲月……

  滁州以後

  雪霽之日上瑯琊後，還沒等到又一年的大雪飄落，辛棄疾就離開了滁州。其時，他33歲。

  離開滁州的原因，據説是“以筋骸之疚，退安閭裏之居”。即筋骨方面出了問題，但問題似乎不大。回鎮江居住了最多兩三個月，辛棄疾前往建康，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官。

  其時，堪稱辛棄疾第一伯樂的葉衡轉任建康留守。參議官是幕僚，非主官，雖然葉衡很賞識，辛棄疾仍然不無落寞之感。並且，就在這一年，虞允文去世，辛棄疾更覺失去依靠，失去用武之地。

  英雄再一次感到了人世的無常與前途的迷茫。

  他第三次登上賞心亭。時值深秋，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天空有南飛的徵雁在哀鳴。無人陪同，辛棄疾獨自在樓頭徘徊，思緒萬千。檢點南渡以來的是非成敗，他感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力。然而，即使無力，他也不想就此退隱田園——一生中，他不斷對陶淵明的隱逸表露羨慕。但無論局面多麼艱危，誹謗多麼誇張，黨爭多麼激烈，他都不曾主動辭職。他一直想幹一番事業，他一直想“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滁州以後，還有更多的風雨，更多的艱難等着他。法國畫家米勒説，人來到世上就是為了受苦的。而對辛棄疾來説，人來到世上，就是為了在希望與失望，失望與希望的反復折騰中，理想與現實的反復拉鋸下眼睜睜地看著歲月流轉，人生漸老，可憐白髮生。

  這一次登臨，辛棄疾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説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