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兩封信：莫言憶聶華苓

▲莫言與聶華苓在安格爾墓碑前合影。 作者供圖

▲莫言題字。

　　因為搬家，華苓老師寫給我那兩封信找不到了。華苓老師的字寫得古樸蒼勁，全是繁體。我堅信那兩封信沒丟，它們一定是藏在不知哪個箱子裏或是夾在哪本書或是雜誌裏，等待着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它們。

　　華苓老師給我寫信是邀請我去愛荷華參加她的國際寫作計劃。第一封信收到後，我託辭婉拒了。其實也不是我託辭，那些日子的確比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幾年睡眠不好，出國後時差一亂，好些天倒不過來。過了一年，華苓老師的第二封信來了，這封信態度更堅決，説不把我邀去不罷休。我答應去，去美國那個因為詩人安格爾與聶華苓夫婦而成為許多國家的作家心嚮往之的小城——愛荷華——據説這美妙的譯名是華苓老師的傑作。後來我聽朋友説，因為第一次邀請我沒去，原先給我準備的經費沒了。第二次邀請我，是華苓老師出的錢。

　　因為不懂外語，一出國門，我就緊張，尤其是怕在中途轉飛機時出錯。為此，華苓老師特意為我寫了一張英文的“護身符”隨信寄來。那“護身符”上寫着：“我是中國作家莫言，來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我不懂英文，希望您能幫助我。”這是大概的意思，等找到原件再訂正吧。讀着這“護身符”，我聯想到抗日戰爭期間美國飛虎隊隊員身上的“護身符”。當然，我可能遇到的問題遠沒有當年那些飛虎隊隊員遇到的問題嚴重。曾聽説上世紀80年代浙江省有一些連漢字都認識不了幾個的老太太，就敢去海外闖蕩。與她們相比，我總還認識幾個英文單詞，緊張什麼？焦慮什麼？但關係心理素質，要改變也不是容易事。有了華苓老師賜我的“護身符”，心裏還是踏實了許多。

　　然後就去簽證。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那一次拒簽了我，理由是我不懂英語。我立即給華苓老師發郵件，説拒簽的事，並説我正好可以不去了。我同時又給使館發了一封傳真，駁斥他們拒簽我的理由。我説難道你們從美國來中國的人都懂中文嗎？大使館當然不會理睬我。華苓老師告訴我不許借機放棄，説她已讓國際寫作計劃負責人與駐華使館&&，並説葛浩文教授也給使館發了郵件。我只好再次預約了簽證時間，這次去簽，很是順利，接待我的簽證官是一位華裔，他説上次拒簽是誤會。其實，我也不認為拒簽是誤會，因為我申請的簽證類型大概是需要申請者懂一點英語的。另外我想，語言其實也是不平等的。我國在機場、車站的漢語標識下都有英語，但在外國的機場、車站裏，都沒有漢語的標識。現在，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很多國外的機場裏已經有了中文標識與中文廣播，懂中文的人也愈來愈多。由此可見，鄧小平那句“發展才是硬道理”真是至理名言。

　　拿到簽證後，我去買了幾本供旅游者使用的簡易英語小冊子，同時買了“快譯通”之類的小機器，當然，這又是老故事重演。英語當然是可以學會的，但可惜我不能堅持。直到現在，年過花甲，依然還會有學點英語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僅僅是想法，不可能落到實處了。

　　實際上我的焦慮是多餘的，飛機沒有因為我不懂英語而不讓登，乘務員分盒飯時也沒把我落下。入海關時，把邀請信和華苓老師的“護身符”往海關官員面前一攤，他看都沒看就把我放進去了。

　　華苓老師為了省卻我在芝加哥機場轉飛機的麻煩，特意安排定居在芝加哥的台灣詩人非馬先生接我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非馬先生開車直接把我送到愛荷華她家中，吃過午飯後，再由國際寫作計劃的人把我帶到下榻之處。那是一棟灰色的樸素的樓房，有幾十個國家的數百位作家在那兒住過，與我同時期住在那兒的有上海作家張獻、唐穎夫婦和陳丹燕。我在那兒住了兩周，參加了國際寫作計劃組織的幾次活動。幾十個國家的作家，大多數穿着特色鮮明的民族服裝，聚集在一起，朗誦詩歌，跳舞。華苓老師組織過一次我的作品朗誦會，親自擔任翻譯，在一棟小樓的一層。這樓的産權好像屬於國際寫作計劃。客廳裏有一個石頭基座，基座上是保羅·安格爾先生的青銅雕像。

　　在愛荷華的兩周時間裏，我記憶最深的是去華苓老師家吃晚飯。人少時上海三位我一位，人多時滿屋都是人。2008年夏天華苓老師來京發布她的新書《三生三世》時，我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她：“華苓紅樓開夜宴，四個饞蟲盡開顏。嘰嘰喳喳陳丹燕，嘟嘟囔囔管莫言。開瓶倒酒小唐穎，刷鍋洗碗老張獻。更有一群梅花鹿，隔窗頻頻勸加餐。”大概是這些詞兒，事過7年，記不太清楚了。陳丹燕活潑多語，但用“嘰嘰喳喳”來形容未必合適。張獻是劇作家，年紀比我小，在他名前加一“老”字，實在是為了湊字數。至於那群梅花鹿，在多位去過“安寓”做客的作家筆下都有描述，我就不多言了。

　　華苓老師還帶我去她的好幾位朋友家吃過飯，還帶我去過離愛荷華城不遠的一個“德國小鎮”吃過牛排。那些善良的面孔和精美的飯菜，有時會被我突然回憶起來，仿佛剛剛見過剛剛吃過。

　　2014年11月，我與女兒從波士頓飛芝加哥又從芝加哥轉飛愛荷華，一出機場就看到華苓老師瘦弱的身影。

　　華苓老師讓我和女兒住在她家，18日來，21日離開。早飯都在家裏吃，午飯和晚飯出去吃。上次來華苓老師自己開車，開快車，上山時那個急轉彎不減速，有幾分驚險。這次，華苓老師不開車了。出門時，要麼是請國際寫作計劃的娜塔莎開，要麼就叫出租車。小樓內擺設依舊，但那群鹿不來了。

　　那幾日愛荷華下了大雪，天氣寒冷，華苓老師用舊報紙引燃了壁爐裏的幹柴，火苗跳動，熱量散發出來，客廳裏十分溫暖。我和女兒喝着茶，聽華苓老師講一些往事，講到高興處，她還是像當年那樣大笑，但笑聲的確不如從前響亮了。我們一直不提她的年齡，但她不時地提到自己的年齡。一個即將滿九十歲的人，經歷了多少事，見證了多少事，創造了多少奇蹟，又幫助別人創造了多少奇蹟，猶如大河，波瀾壯闊，即將匯入大海前，變得那麼寬廣安詳。

　　回國那天，華苓老師非要到機場送我們。天不亮就起身，一路上沒遇到一輛車，到愛荷華機場時，紅日初升，照耀着皚皚白雪，冷得真美。華苓老師站在無聲的寂寞的輝煌的冷裏，揮手與我們告別。她穿了一件很薄的風衣，竟然沒穿襪子。我問她為什麼不穿襪子，她説：“不冷啊。”

　　再見，華苓老師！九十剛過，百歲可期。

　　2015年11月17日

補 記

　　華苓老師逝世了。在她居住了大半輩子的紅樓裏，在數百名來自世界多個國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們留下過足跡的紅樓裏，安詳地長眠了。媒體的朋友要我寫篇文章，談談華苓老師。我從網上搜到這篇舊文，讀罷，覺得該寫的基本上都寫了。我沒寫的，很多朋友也從不同的角度寫了。如果非要補充幾句，那就是：第一，我還沒找到那兩封信。第二，我與陳丹燕曾陪着華苓老師去墓地給安格爾先生獻過花，並用布蘸着清水擦拭過黑色的大理石墓碑。陳丹燕説華苓老師還帶了一瓶調好的酒，應該是他們在一起最喜歡喝的那種。將酒灑在墓碑前，華苓老師説：“Have a good drink.” 那時候，華苓老師的名字已經刻到碑上了。現在，他們團聚了。

　　202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