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邊讀《北京法源寺》

　　吳雨

　　人類一直在宇宙中尋找捷徑，渴望找到開啟蟲洞的秘鑰，實現時空轉移。那一刻，歷史、現在和未來緊密勾連，充滿更加不可知的變數。可惜的是，科學家還沒有觀察到蟲洞的證據，歷史或可折疊卻無從改變，人類社會依然保持着線性發展規律。

　　令人欣慰的是，歷史的遙遠距離好歹為後世留下了一絲想象空間。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如夢如幻的場景、常悟常新的故事，繪就了歷史的天空，投射在作家的眼中，成為筆下的世界，最終融入讀者的獨特認知中。

　　我喜歡閱讀歷史小説，可能就是基於這樣奇妙的感覺。

　　下決心閱讀《北京法源寺》之前，我對於這座北京城內最古老寺院的認知，還停留在家附近的一座安靜寺院而已。偶爾進去閒逛時，也無法深入理解“法海真源”之意，滿眼儘是海棠丁香，花香撲鼻。直到無意間看了田沁鑫導演的話劇《北京法源寺》，才對這個距我家僅百步之遙的寺廟來了興致，找來原著《北京法源寺》，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這座古剎的魅力。想看看這部長篇歷史小説，是如何通過文字城邦重塑那些與寺院緊密相連的人與事。

　　有道是，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國史。

　　法源寺之所以不尋常，是因為其歷史悠久。這座始建於唐朝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的寺院，最初是唐太宗李世民為了超度北征遼東戰役中陣亡的將士而建，當時叫“憫忠寺”，聽上去就透着悲涼。但這絕不是它的高光時刻，甚至在1000年以後，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屍骨收斂於此也算不上。在李敖看來，這裡存在感最強的時刻，莫過於見證從百日維新失敗到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舍生取義的那段時光。

　　説起這段歷史，人們都不陌生，這部書也寫不出野史秘聞，李敖甚至沒有用多少細節來刻畫人物。書裏看似枯燥的思辨與討論，卻深深吸引我。比如康有為和大師論“忠”的那段，關於狹隘的“忠”和廣義的“忠”的思考令人印象深刻。

　　李敖借大師之口説：狹隘的“忠”只是對主人盡忠，廣義的“忠”則是為天下盡忠。比如，岳飛就困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條中，這樣的“忠”令人惋惜。

　　從這裡生發開來，我們就能看到一個關鍵人物——譚嗣同的複雜性。這個人有着舊式知識分子的桀驁，也有着中國式的俠氣；他本是地道的革命黨，卻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感召下加入改良黨、保皇派；他明明有機會逃跑，但非要以死明志，對光緒帝盡忠。

　　他的“忠”對嗎？算愚忠嗎？這恐怕不是簡單的判斷題。在李敖筆下，他的赴死有兩個更重要的意義：一是通過犧牲激起大眾的覺醒，二是用鮮血告訴大家不能走改良的路了。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兩句詩便是譚嗣同死前明志。“死能喚醒更多沉睡的中國人。”在這樣的理念驅動下，譚嗣同慷慨赴死，從頭至尾顯得從容不迫。因為他知道，他的死亡會成為豐碑，會成為繼承者前行的燈塔，使他甘願獻出的生命更有意義。

　　談到生死，也要聊聊同樣與法源寺有割捨不斷關係的康梁二人。沒有赴死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後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成為了不折不扣的保皇黨，後者則開始轉向辛亥革命的陣營。書中有一段梁啟超和譚嗣同的佛法之論，主要討論了出世入世問題。看似是討論佛法，卻為二人的道路選擇埋下伏筆。

　　真正為天下故，又何懼“毀佛金身，開如來戒”。努力救世，可不在乎得失。在這種精神驅動下，譚嗣同慷慨就義。而梁啟超的佛學思想相對積極進取，因此他也一直和着時代的節拍，不斷探索用最新的思潮理念尋找變革之路。他更會轉圜，更留有餘地，不像老師康有為那般偏執，也不像譚嗣同那樣孤注一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和人物，都有歷史考證做底子，它根本就不想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説，它有着表達思想的重要使命。正如李敖所言：“我相信除非小説加強僅能由小説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以史為鑒，歷史小説允許一些細節虛構，但一定要拿出一些深思，帶給讀者感悟，成為映照人心的一面明鑒。

　　《北京法源寺》就是這麼一本主題紛繁複雜、思想詭譎驚奇的書，它絕不是一本景點介紹，也不是一本史學研究。勾勒這本書的全貌，得借用李敖自己的總結：《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為橫剖，舉凡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都在論述之列。這種強烈表達思想的小説，內容豐富自是罕見的。

　　淺讀一遍，其實咂摸不出這麼多味道來。但我想，一些思想的火花也許已經種下，等待着某一天靈光乍現。

　　當一切塵埃落定，所有地面上活動的，都化為塵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靜止的古剎，在寒風中、在北國裏，悲愴地佇立着。距今1300多年的歷史變遷，可謂波譎雲詭，法源寺串聯着也血證着每一個在此發生的轉折。而寫書的李敖，也最終成為法源寺的一個過客，於2018年溘然長逝。但他的拳拳之心仍在，肺腑之言仍存：“今印此書以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大陸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