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進了村
3月5日學雷鋒活動中，年輕志願者郭旭程在指導老年居民們如何使用“小黃狗”智能回收機。殷夢昊 攝
每天下午4點半，黃國祥準時把4個垃圾箱從倉庫拉出來，擦洗幹凈，迎接“顧客”的到來。 殷夢昊 攝
上海市崇明區向化鎮花倉村村頭挂著一塊碩大的紅黑榜，所有住戶的名字赫然在列。右下角注釋：每月幹濕分類25天為☆，20-25天為△，15天以下為○。在今年剛剛過去的兩個月裏，每位住戶都拿到了☆。
果真？記者向一位過路村民核實。“25天的要求又不高。”對方一臉坦然。
根據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余欣榮去年9月答記者問的説法，全國還有近1/4的農村生活垃圾沒有得到收集和處理。
農村生活垃圾分類之難，總能羅列出一大串原因：農村地域廣闊，房屋分散；設施缺乏，處理能力不足；人口素質偏低，環保意識單薄……
而在崇明，垃圾分類幾乎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2017年底，這個上海偏遠郊區已基本實現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全覆蓋。截至去年7月，崇明村居民垃圾分類知曉率就已達95%以上，能主動自覺參與垃圾分類的達90%以上。
全面動員、全民參與，才可能打贏打好生活垃圾分類的攻堅戰、持久戰。正在建設世界級生態島的崇明，率先將垃圾分類這種起源于都市的生活方式滲透到了農村基層。其經驗被總結為“四個全”：全域覆蓋、全程分類、全面處置、全民參與。尤為關鍵的“全民參與”如何做到？記者近日探訪了位于崇明島東部的向化鎮。
“先天不足”與志願者們
73歲的退休郵遞員黃國祥外號“老黃牛”。在他記憶中，為了垃圾分類，他已經一年多沒和老伴一起吃早飯和晚飯。
自去年1月1日起，他與72歲的退休廣播員姜琴芳正式“上崗”。每天上午6點半到8點，下午5點到7點，兩個身穿綠馬甲的身影都會守在向民小區門口的垃圾桶旁，負責宣傳垃圾分類知識、引導居民正確投放，風雨無阻。
“他們連大年初一都來。”一位居民告訴記者，“有次我們還看到老黃直接跳到桶裏，把幹垃圾壓下去。”
“在農村做垃圾分類，沒有志願者絕對不行。”62歲的龔麗萍原是向化鎮向宏居委幹部，她深有感觸地説，在垃圾分類工作開展上，農村存在“先天不足”。向宏居委會是向化鎮唯一的居委會，面積僅1平方公里。轄區內僅有的兩個像樣小區，和其余零散分布的農民自建房一樣，都沒有物業。這意味著小區的環衛工作，全靠像老黃這樣的志願者。
3月4日下午4點半，黃國祥騎著電瓶車早早到達，脫下外套、戴上手套，從倉庫拖出4個大垃圾桶。距離居民倒垃圾的高峰期還有兩小時，他先把被垃圾弄臟的桶身擦幹凈，又開始掃地。路過居民向他道謝，老黃用地道崇明話笑答：“面孔紅了！”
忙活到7點，暮色降臨，吃完晚飯的人們才陸續前來丟垃圾。
第一位是65歲的蕭卓軍。他和老伴是湖北人，跟隨女兒來到崇明生活。夫婦倆也是熱心的志願者，包攬了整個小區的路面和樓道清潔工作。
“這是幹，這是濕。”第二個人動作麻利，把幹垃圾放進幹垃圾桶，但也不忘把裝濕垃圾的塑膠袋放進幹垃圾桶。
第三位是向化小學老師沈永仁，一手提一個小桶，分別寫著“幹垃圾”“濕垃圾”。“他分得最好了！不用袋子。”姜琴芳豎起大拇指。桶是居委會發的，沈永仁在桶上穿了繩子，每次提桶下樓，能節省塑膠袋。
垃圾一袋又一袋，每袋黃國祥都會用火鉗拆開檢查，分錯的當面糾正：“這個紙盒子是可以回收的。”居民們並不著急離去，會站著和志願者們聊兩句。
記者問：垃圾分類麻不麻煩？回答無不爽快——“只要自己想做，就沒有麻煩的。”“習慣成自然，分了反而清爽。”
記者又問：城裏的垃圾還沒完全分好，村裏能分得好？大家不以為然——“我們崇明在建世界級生態島，垃圾分類老早開始了！”“我兒子就住在市區，回來都説我們小區分得好。”
實際上，很多人都不滿足于最基礎的幹濕兩分法，而在有意識地越分越細。
向化鎮市政市容所垃圾分類工作負責人張嘉奇經常去村裏宣講。有一次，一位60多歲的阿姨問他：為什麼人家小區是4個桶，我們是2個？“我回答，你別看我們現在就發了兩個桶，但分類不止4種。這件事沒有盡頭。”他説。
最近的社區學雷鋒活動，張嘉奇就將主題定為“可回收垃圾分類”。
前些天，鎮裏引進了“小黃狗”智能垃圾分類回收機，可以回收紙類、衣服、金屬、塑膠等。有年輕人試著投入垃圾兌換零錢，最多的已經換了幾十元，收集員忙得每天都要來收七八次。
不過，也有老人不會操作機器，張嘉奇決定手把手教學。一大早，幾十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聚集到街心花園的機器邊，熱心村民從家裏提來玻璃瓶、廢燈管，供大家挨個練習投放。這樣的小型現場教學，在向化幾乎天天上演。
“垃圾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早在兩年前開展垃圾分類工作之初，時任向化鎮宣傳委員陳奕一度非常焦慮。
“垃圾分類涉及到千家萬戶，特別是在農村，要路上沒有垃圾，真的太難。”她説，“垃圾問題，説到底就是人的理念問題。改變人的理念，是最難的事情。”
鎮黨委副書記黃耀忠心裏也沒底。他坦言，曾經村裏沒有垃圾箱房，走幾步就能看到一堆垃圾，還污染河道；垃圾實在多了，村民就放火燒掉，味道刺鼻。十幾年前，區裏開始實施農村垃圾回收，但都是一車子混裝拖走。
這種不可持續的垃圾處理方式只維持了10年左右。“島上有很大的填埋坑，起碼幾十畝，以為至少能填幾十年，哪知10年就滿了。”鎮生態養護社社長林浩平説，“沒人願意看到自己的家園變成這樣。”
起初，記者出身的陳奕花心思做過很多宣傳冊，上面印著官方公眾號的二維碼，結果去村裏一問，根本沒人看。
“市區可以使用新媒體傳播方式，但照搬到農村，行不通。”陳奕意識到，對上了年紀、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而言，面對面、手把手、口對口的交流，才是最直接有效的。
繼續調研，她發現了更多有意思的地方。向化是傳統農業鎮，除了向宏居委會，剩下的54平方公里都是農村；人口只有3萬，農業人口近八成，60歲及以上老人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一；當地民風淳樸，從2010年上海世博會至今，每個村都有兩三百位注冊志願者，甚至存在排隊當志願者的情況。
“垃圾是死的，但人是活的。”陳奕迅速組建起一支垃圾分類志願者隊伍，基層幹部、退休黨員、生産小隊長紛紛響應，各村都有約30人。
在向化居委會，龔麗萍扛起了這個擔子，一年多來帶著志願者，入戶宣傳，在街邊做早市晚市宣傳，開展知識競答，做小遊戲，帶頭簽承諾書……“叫他們參加，他們就開心；不叫他們還會有意見。”她説。
考慮到村裏人聽廣播的老習慣，年輕村幹部們決定再次啟用村頭廣播，每周制作科普節目播放。
時任齊南村支書的林浩平就是一名流動“小喇叭”，村裏的15條路，他每天騎著三輪帶喇叭早晚各走一遍，播放垃圾分類知識。“這個辦法很高效，可以説家喻戶曉，不管放什麼，一下子婦女兒童全都知道。”他説。
“天天放喇叭也是一種監督。比方説誰家做得不夠好，志願者就反覆到他家宣傳；誰家做得特別好，也要告訴大家，讓其他人學習。”陳奕説。
76歲的退休醫生張丕家自稱是“老喇叭”。他曾是鎮衛生院的黨支書，在村民中威望很高，“三天就要出去一次”。他還主動把家中臥室開辟出來作為睦鄰點，平時給大家免費測量血壓、血糖，科普保健知識。這兩年，他開始給村民們講垃圾分類。為了自己先學好，他做了一本“備課筆記”。
張丕家手下有一支靈活的老黨員“遊擊隊”，時常拿著火鉗、提著桶去路邊撿垃圾，順便檢查村民家門口的垃圾桶，幫助指導垃圾分類。“必須對著垃圾桶講，紙上談兵不行。”63歲的退休村幹部邢愛珍説。
“大家都很願意參加，要8個就8個，要10個就10個。”張丕家認真地説，“你現在要20個人，我也能幫你叫過來。”
用真情換真心
然而，推行之初，志願者們仍遭遇了重重阻力。
73歲的退休醫生姚祖培記得有人當面嘲笑：“真是吃飽了撐的，搞得像真的一樣。”也有人好言相勸：“你退休工資蠻高，也不差錢，天天搞這些幹嘛呀……”抵觸情緒強的，揚言要把糞便放進垃圾桶裏。
遇到故意作對者，姚祖培琢磨出的辦法是“不要跟他吵。你不分，我幫你分；垃圾桶臟了，我幫忙擦幹凈。他就不好意思了。反正我們不怕臟不怕累，手洗一洗就幹凈了，你的心還是幹凈的。”
“農村不見得比城裏難做。”這是黃耀忠這兩年的體會。向化鎮和靜安區南京西路街道互為黨建結對單位，幾次活動交流中，黃耀忠發現鄉村垃圾分類有獨特優勢——農村是熟人社會，彼此熟悉，大家對榮譽獎勵也比較敏感，容易互相帶動。
為了監督村民垃圾分類，齊南村後來規定，由志願者隨機抽查各戶垃圾桶，每月評分張榜公布，分數與年度五星級文明戶直接掛鉤。“他們嘴上不在乎，其實都會看。我們的村民有點像老小孩，比較要面子。”姚祖培笑著説。“假如再得△，就要問了，為什麼就我拿的是△？”
張嘉奇覺得老百姓其實是非常敏銳的。在開展垃圾分類初期，每次去村裏宣講時，都有老百姓問他：我們分了，你們怎麼不分？那時，鎮裏的幹濕垃圾車尚未配置到位。
他一次次去各村解釋，“我們説，垃圾分類是一個長期過程，請給我們時間。現在設備沒到位，一到位會馬上分，但你們也要提前開始改變習慣。他們聽完都表示理解”。
如今，向化鎮的垃圾收運係統已正常運轉，每種垃圾都有了去處。濕垃圾不出鎮，處理加工為肥料還田，幹垃圾則統一運到區裏的焚燒廠。大件垃圾、建築垃圾有專門的堆場，還有流動型農業廢棄物專用粉碎機。垃圾分類參與率實現了100%。
而向民小區和隔壁的向北小區，是全鎮“唯二”被要求實行垃圾四分類、定時定點投放的小區，起初居民也難以適應。
樊金美是一名55歲的家庭主婦，在向北小區當志願者。她説，剛開始大家分不清幹濕垃圾，以為廚房裏的垃圾都是濕垃圾，碎碗也放在裏面，志願者只能一塊塊撿出來，直到拼成完整一個。令人頭疼的，還有易拉罐的拉環、煙頭……去年夏天，因為長時間鑽垃圾堆，她得了鼻炎、中耳炎。
姜琴芳更是充分發揮“店小二精神”，把扔垃圾的人統稱為“顧客”：“顧客就是上帝。如果分得對，就要説‘你今天分得蠻好’；分得不好，得要打招呼‘對不起，下次要注意哦’。”去年，垃圾桶旁尚未加裝水龍頭，黃國祥每次用三輪車運來清水，供大家扔完垃圾後洗手。
實際上，黃國祥與姜琴芳都不是向民小區居民，後來慢慢和居民們打成了一片。看他們工作辛苦，經常有人送來點心、糖果慰問。
在這兩位志願者的記憶裏，大約3個月的時間後，向民小區和向北小區徹底轉變。姜琴芳記得，最初有人不按時扔垃圾，丟在投放點等志願者來收，現在再也看不到這種情景，“就算錯過時間，他們也會自覺帶到小區外的垃圾箱房扔掉”。
用樊金美的話來説，“這是志願者用真心換來的”。
“我們要住在世界級生態島上”
在鎮裏的濕垃圾處理中心，操作工張師傅告訴記者：每桶倒進去都要翻看，不合格的要記下來反饋。以前還會有些塑膠袋、飲料瓶，現在合格率在95%以上，“挑不出多少東西”。最嚴重的一次，濕垃圾中出現一把菜刀，相應收集員被處分。
農村垃圾分類並非單純的環境治理，更是一項綜合性社會治理。去年一年間，向化鎮幾乎每個月都在根據村居民的意見和反饋來不斷改進設備和管理。
比如，改建垃圾箱房，幹濕垃圾桶單獨配鎖，使得垃圾收運人員只能打開對應箱門，徹底打消村居民對于幹濕混裝的疑慮。
又如，“定時、定人、定桶”制度。市容所對全鎮濕垃圾桶穿孔改造，對每位垃圾收集員編號並發放特制穿孔標簽，人桶對應。每次收集完成時，收集員用標簽封存，由濕垃圾處理站工作人員驗收，對不合格的進行追責。
再如，手機App管理制度。對所有農戶垃圾桶內加裝藍芽接收裝置，當收集員靠近垃圾桶時，手機App能自動記錄收集員的工作時間和時長；收集員在完成收集工作後，對該農戶垃圾分類情況評分，並上傳照片。二者互相監督，確保生活垃圾日産日清。
以上措施，無一不是督促人們從源頭實現垃圾分類的有力保障。
陳奕覺得，這些都是外在力量，垃圾分類要徹底實現還是要歸結于提升人的素養，“只有當大家發自內心覺得亂扔垃圾不對，我們的素質才是真的上去了。我們要住在世界級生態島上，心態當然也要達到世界級”。
自從手機App管理制度施行後，張丕家所在的這支老黨員志願者隊伍，工作量減輕不少。大家都很期待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施行，紛紛表示支援，“做不好垃圾分類就應該罰”。
“估計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差不多‘撤警力’了。”姚祖培打趣道。
張丕家從抽屜裏翻出一份《解放日報》剪報遞到記者面前，上面印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全文。雖然已給村民講過幾遍，他覺得還得繼續這項工作。
“垃圾分類是一場硬仗，上海現在沒有退路。”張丕家嚴肅地叮囑記者，“‘沒有退路’這句，你在稿子裏一定要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