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福州６月２６日電（記者吳劍鋒）六月的晉江街頭，陽光普照。就在一個月前，晉江代表團漂洋過海，遠赴摩洛哥接過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舉辦權。

　　時間回到１９７８年，面對“漂洋過海”這個詞，彼時的晉江人是另一副沉重的面孔——在那個艱苦年代，出海是萬不得已的選擇。４０年時間裏，從離鄉之“愁”到安居之“樂”，從“出走”晉江到“扎根”晉江，一代代奮鬥者記錄著這座城市的滄桑巨變。

　　遊子之“愁”：穿著四條褲子踏上歸途

　　１９５４年，未滿１０歲的蘇千墅跟隨母親一路從晉江輾轉到香港，如今１小時的航程在當時需要花費整整７天。

　　車馬勞頓並未阻擋離開的腳步。改革開放前，生活在這個每人平均耕地僅半畝的縣城，幾乎每個人都面臨一道無解難題：留還是走？自古以來安土重遷的閩南人，由于生活所迫，最終仍有一大部分人選擇了背井離鄉，這也造就了如今晉江“十戶人家九戶僑”的情景。

　　對于大部分華僑來説，比漂泊之愁更難解的是對家鄉停滯不前的擔憂。７０年代末，在香港扎穩腳跟的蘇千墅回到晉江，糖果、餅幹和衣服是他帶給親戚最主要的幾樣見面禮。“衣服穿在身上不用收關稅，為了多帶一點回來，我一個人穿了四條褲子，跌倒之後爬都爬不起來。”回憶起當初家鄉物資匱乏的情景，蘇千墅至今記憶猶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窮”是這座城市的底色。直到１９７８年，晉江還是一個靠政府財政補貼過日子的貧窮農業縣。全縣生産總值１．４５億元，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１０７元，僅為全國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８０％。

　　“一窮二白”，蘇千墅説，“回來看到老鄉親戚生活這麼困難，我們心裏也很難受。”

　　創業之“憂”：創業不易，傳業更難

　　福建陸地港集團董事長李錦儀至今記得自己１５歲的模樣：小學沒有畢業，一個人開著拖拉機天南地北跑運輸。

　　與他相似的，還有１７歲就到北京擺攤賣鞋的安踏集團創始人丁世忠，事實上，這些人們津津樂道的“晉江故事”在那個年代俯拾皆是——資源稀缺、交通閉塞，在先天條件並不優渥的情況下，晉江人從未停止對創業的探索。

　　上世紀８０年代，改革開放春風正勁。晉江發動僑胞贈送親屬小型生産設備，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憑借獨特的僑胞優勢，以三閒——閒房、閒資、閒散勞動力起步的晉江，成長起了一批以“愛拼會贏”著稱的企業家，最終帶領晉江在四面黃土中，趟出了一條路。

　　如今的晉江，民營企業４．８萬家、産值超億元企業８００余家、上市企業４６家……然而一組組光鮮數據背後，隱藏著企業家新的擔憂。

　　“晉江下一步怎麼走，很大一部分要考慮傳承問題。”晉江市市直機關政府綜合係統黨委書記林永紅坦言，隨著二代企業家的成長，如何將拼搏精神傳承給下一代，讓他們堅守實業，成為晉江企業家普遍的擔憂。

　　為此晉江市政府聯合商會推出“領航計劃”，挑選本土優秀青年企業家組成班級，由老一輩企業家和行業高管進行授課和培養。李錦儀的兒子李子興作為學員參與了培訓。在他看來，晉江年輕一代大多都有“守業”和“開拓”的理念，而“領航計劃”讓閩商文化得以在兩代之間更好地傳承和延續。

　　安居之“樂”：晉江是一座值得托付終身的城市

　　“晉江這座城市，既有魅力，又有實力，是一個值得托付終身的城市。”今年年初，來自福建龍岩的羅樹生在朋友圈裏寫下這麼一段話。

　　２００８年，成家之後的他來到晉江。就在此前一年，晉江剛剛成為繼深圳、成都之後的全國第三個國家體育産業基地，這座“體育城市”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勞動力涌入，他們中不少人選擇在此扎根。

　　羅樹生供職的晉工機械並非體育用品企業，但在晉江的十年裏，他感受到企業對外來人口的尊重和珍視。“在企業工作１０年以上的工人有五分之一，工齡２０年以上的工人有５０多人，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羅樹生不無自豪地説，如今的他是企業行政部門主管，作為一個外地人，能在公司擔當重要職務，這讓他對未來充滿期待。

　　２０１５年，羅樹生在晉江安了家，兩個孩子也上了小學。“在這裏生活有家的感覺，幸福感自然就上去了。”羅樹生笑著説。

　　“幸福感”正逐漸成為“新晉江人”的特質。對于一座外來人口數量佔常住人口一半的城市來説，如何讓這部分群體“進得來，留得住，融得入”是一個長遠的課題。

　　早在２００６年，晉江就提出“三不承諾”——不讓任何一名來晉務工人員因企業惡意欠薪而蒙受損失，不讓任何一名來晉務工人員子女上不了學，不讓任何一名來晉務工人員維不了權。近年來，晉江從教育、醫療、住房和就業等多個領域著手，加大投入力度，逐漸讓“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蓋”的倡議惠及每一個在晉江的奮鬥者。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國際化一流的城市環境、營商環境、居住環境、服務環境、創業環境，讓軟環境更有溫度、讓硬環境更有底氣，讓晉江真正成為每個人可以托付終身的人生選擇。”晉江市委書記劉文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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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