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求真，引人善學——記方曉紅教授新傳教育四十年

　　【人物簡介】

　　方曉紅（1951年-），女，浙江慈溪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係，1993年進入南京師范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工作，1995年參與組建新聞與傳播學院，1997年起擔任碩士生導師，2005年起擔任博士生導師，2005-2012年任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先後承擔江蘇省重點學科新聞學科帶頭人、江蘇省新聞學品牌專業學術帶頭人、國家新聞學特色專業學術帶頭人、江蘇省“十二五”高等學校重點專業新聞傳播類學科帶頭人等職務工作。兼任教育部新聞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師范院校新聞傳播院係協作會會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理事、江蘇記者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主持並結項完成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省級及橫向項目多項。曾獲湖北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3項，獲全國教學先進經驗與教學案例優秀成果二等獎、江蘇省教學成果一等獎、南京師范大學首屆教書育人獎、南師大“奕熙精英教師獎”等數十項榮譽。指導的學生論文曾獲評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等獎項。獨自撰寫或參與撰寫新聞學與文學專著、教材、辭書等共計10余部。其中，《中國新聞史》（獨著）被遴選為“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

　　坦蕩為人，相容並包重格局

　　從1983年邁進新聞專業開始相關的教學科研工作，到如今依然常常給研究生講課，方曉紅老師在新聞教育崗位上已經走過40年。其中，有30年時間奉獻給了南京師范大學。

　　在南師新傳學子眼中，方老師總是給人一種奇妙的感覺。她看似威嚴又絕非不可親近，冷靜理性又總是飽含情感。暢談學術時，處處追問文章邏輯、研究問題，讓人肅然起敬；拉起家常時，卻也離不開淘寶園藝、蔬菜瓜果，令人捧腹大笑。在教學、科研、行政、家庭之間找到如此微妙的平衡，源于她一以貫之的為人底色。坦蕩、包容且不乏大格局，體現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為人坦蕩，就是有什麼説什麼。但凡在開題、答辯中與方老師有過“正面交鋒”的同學，可能都會對當時額頭冒汗、坐立難安的處境印象深刻。這倒不是因為她態度嚴肅，而是因為過于“一針見血”，説話毫無保留。已經畢業的邵明亮現在就職于四川日報社，他回憶起和導師交流學術的日子，特意提到，“她總是能夠一眼洞穿我們文章結構、邏輯、內容上的漏洞與不足”。坦率地指出問題，也意味著盡心地給學生提供幫助。方老師説，“我的軟肋是學生，他們提要求，我就只有配合的份了”。無論是學習上的事、工作上的事，還是生活中的煩惱，她都願意傾聽學生的聲音，並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有一位研究生提到，在她求職期間，遇到用人單位來校考核，方老師對這件事非常重視，不僅早早趕到，更做好了充分準備。也因如此，學生總是樂于找她交流，在互動中不斷成長。

　　如果説，坦坦蕩蕩的行動風格更多體現出內在的率真，不拘一格的處世姿態則體現出外在的包容。嚴于律己又寬以待人，對他人做到“同情之理解”，實在是難得的品性。在教育活動中，雖然方老師在承擔碩博士導師時，關注的主要問題在農村傳播研究等領域，但她並不苛求自己的學術必須限定在這個方向上，而是能夠結合他們的優勢與興趣，因材施教。因此，她指導的研究生，有的研究互聯網，有的研究新聞史，還有的研究電視劇，等等。這無疑需要耗費她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加以指導，她卻樂見其成。

　　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方老師看待問題時具備的宏大視野。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説，她是一個有著“大格局”的人。她不喜歡被瑣碎的細節纏繞，善于跳出問題看問題，讓看似無處下手的各類難題瞬間“柳暗花明”。對她的研究生來説，在和她的教學、科研等合作中，看著她施展這項技能，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一個讓學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在她一番或逆向思維、或對比思維的幾次操弄下，常常能輕松地迎刃而解。在其他工作中，這種具備宏大格局的處世底色也展演地淋漓盡致。卸任院長之後，她談到學院和學科發展時，仍站在一個相當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期許。她反覆強調，作為地方性師范學校的新聞院係，在發展過程中不能限制自己的視野，滿足已有的成績，應當放眼全國乃至更大范圍的新聞傳播教育學界，尋找自己的特色、優勢和定位。只有堅持不懈地力爭上游，積極進取，才能真正做到學界前輩方漢奇先生曾經期許的那樣，讓南師新聞教育立足于“全國新聞教育的第一方陣”。

　　超越自我，腳踏實地做學問

　　方曉紅教授的學術研究，前後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早期，得益于中文專業的學術背景，曾在新聞傳播史領域有過較長時間的探索並取得一係列研究成果。從2000年左右開始，則直接結合新聞傳播學科的現實關懷，一頭扎進農村傳播領域。前後耕耘20年，不僅取得了許多開創性成果，更在該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培養出一批學術人才。

　　從文史資料走向農村田野，其間的跨度之大，需要很大的勇氣。敢于接受新事物，勇于迎接新挑戰，不斷突破和挑戰自我是方老師治學過程中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她時刻以身作則，用現實行動感召年輕人不斷超越。

　　1996年，方曉紅主動申請考博。她説，希望自己能給係裏其他年輕老師們樹立榜樣，“我告訴他們，我都能考，你們年輕老師更沒問題！”1997年，方曉紅進入南師文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將古典文學與新聞學結合，她將研究對象落在了“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説之關係”上。借助這一選題，方曉紅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這篇博士論文，最終以《報刊·市場·小説：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説發展關係研究》的書名出版。書中的很多論斷，迄今讀來，仍能感受到新意。為了完成此項研究，方老師閱讀了大量的晚清小説和報章文字，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有些段落常能脫口而出，可見當年付出了大量心血。

　　2000年前後，以國家社科項目申報等學術活動為契機，方老師轉向農村傳播研究，關注鄉土中國的發展，完成了《蘇南農村大眾傳媒與政治、經濟、文化互動關係研究調查報告》。此後，該報告以《大眾傳媒與農村》之名，200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産生了十分廣泛的學術影響。憑借扎實的數據、飽滿的調研，這本書很快成為國內農村傳播領域的代表性作品，方曉紅教授也由此成為彼時該領域的領軍人之一，李良榮、孫旭培等學界同行均給予該著作很高的評價。她帶領一批學生走進江蘇農村，展開大規模訪談、問卷的故事，迄今仍被很多親歷者談起。作為方曉紅教授指導的博士生，已是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的莊曦對方老師走向田野的勇氣非常欽佩。她表示，“能夠關注轉型期江蘇農村媒介的變遷，帶領調查組走訪普通農戶家庭，和鄉村醫生、村民、村幹部對話、拉家常，細微把握農村人媒介心理的嬗變，實屬可貴。”

　　在方老師的鼓勵和指導下，其指導的博士生駱正林研究了鄉村政治傳播、莊曦研究了鄉村留守兒童、王平考察了鄉村法律資訊傳播、牛耀紅則考察了隴南鄉村的數字新媒體，等等。如今，這些學生已經成為各地新聞院係的學術骨幹，依然延續著方老師的學術理路。現就職于西安交通大學的牛耀紅指出，“方老師是我學術研究的指路人，更是我成長道路的引領者。如果方老師沒有指引我走向鄉村傳播上來，那麼我現在的學術道路可能會充滿坎坷。如今，當我成為一名碩士生導師時，我才發現一名優秀導師就應該像方老師那樣發揮燈塔的作用，為學生指明前行的方向。”

　　反觀方老師自己，她同樣沒有停下學術思考和寫作的步伐。《大眾傳媒與農村》一書出版之後，她又接連承擔並完成兩項農村傳播研究課題，形成了兩部書稿和多篇論文，以切實行動推動了國內農村傳播研究的發展。其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農村傳播學研究方法初探》更是從經驗調查轉向方法摸索，為農村傳播找尋更寬廣也更為扎實的學術基礎。

　　長期的關注，自然帶來了更多的關懷。針對“農村空心化”的現象，方老師有了迫切的現實思考，她曾在論文中表達了應該通過各種措施加強農村傳播，推動農村發展和變革的想法，也在採訪中表達了對這種情況的擔憂，“鄉村沒有人建設還是不行的。”

　　比起在書堆中、實驗室裏的科研，關注田野與鄉村無疑要耗費更多心力、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但也正是選擇了這條道路，才更加體現了學術研究的社會意義。“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以方老師為代表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給後輩做出了很好的榜樣。

　　潤物無聲，知行合一育人才

　　所謂“好的教育”，一種比較不錯的實現方法，可能就是讓學生並沒有那種強烈的“被教育”的感覺。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這應當是一種最高明的教育辦法。説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很難。這需要老師和學生保持密切的互動、持續的對話，以及平等的交流。為此，方老師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即便是在承擔學院行政工作的那些年，她也沒有放松自己，沒有減少和學生一起探討學術的時間。

　　“先聊起來”，這是方老師指導學生的首個訣竅。無論有怎樣的想法，有怎樣的困惑，先和學生共同進入到對話的情境，開誠布公地進行交流，是方老師經常做的事情。她指導的研究生，迄今仍記得和她在各個場合隨意漫談的場景。隨園校區的辦公室、仙林校區的羊湯館、出差調研的高鐵上，都留下了方老師和學生探討各種問題的場景。當然，最令人他們難忘的，還是在方老師家中聊天的時刻。每當一大群學生要去她家拜訪時，她總是早早和好餃子餡，等著和大家一起包餃子。一邊包餃子、吃餃子，一邊拉家常、聊學術，在那樣的環境下，聊出的各種問題總能給學生留下太過深刻的印象。方老師廚藝精湛，更擅長用美食“安慰”學生。有時候，一場激烈的學術討論後，學生難免焦慮或不安，她總會不失時機地遞上一盤紅燒肉，或者拌上一碗熱幹面，一掃所有的陰霾。

　　不過，學術研究不是紙上談兵，教育工作也不只是頭腦風暴。除了要“聊起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做起來”。為此，方老師樂于讓學生參與到各類研究工作，培養他們的獨立研究能力。除了例行的課題會、研討會，大家還經常一起走進田間地頭，一起到鄉村做調查。通常情況下，一次小組會的時間，就是半天。大家暢所欲言，圍繞研究問題展開種種討論（甚至爭論），直至腦袋昏昏，方才各自散去。在這種“實戰”狀態下，對于如何做研究、如何做田野，學生漸漸摸清了一些門路。碩博連讀的研究生操瑞青曾跟隨方老師學習了五年時間。五年內，他不僅參與了多次的研討會，更和方老師一起在江蘇、上海、河南等地的鄉村展開學術調研，學到了很多書本中難以見到的知識。

　　新聞傳播教育有其內在的獨特性，方曉紅教授深諳這一點。她認為，新聞教育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它的應用性層面。因此，新聞教育工作者首先應當承認這一點，讓培養出來的新聞學子能夠“為社會所用”。新聞教育如果僅僅向學生灌輸一套理論，顯然是不合適的，動手能力是任何院係新聞教育活動中都必不可少的一項基礎工作。不過她同時也強調，作為經歷了高等教育的新聞學子，必須是“有思想”“有想法”的，這一要求有時比培養動手能力顯得更加迫切。“有思想”不是指能夠探討純粹的理論概念，而是指對任何問題都能夠給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和認識。在她看來，走上新聞工作崗位的學生不能滿足于做合格的“工匠”，他們需要對這個社會持有特定的看法，在活動中扮演著“設計師”的角色，貢獻自己的思想。

　　具體教學實踐中，方曉紅曾和學院的多位老師為本科學生開設新聞傳播通識課程，該課程的目的，便在于培養學生的整體性視野，提升他們尋找問題、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她還主動編寫教材，用實際的教學成果引導學生。1995年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建院指出，方曉紅編寫了《中國新聞史》教材，該著作為內部教材在多個場合被使用。因脈絡清晰、主幹突出，內容刪繁就簡、短小精悍，這本書很受學生歡迎。該著前後多次再版，並被遴選為“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既要“知”，亦要“行”，在傳媒格局風雲變幻的當代，無論其人才培養要求發生怎樣的變化，“知行合一”都是顛撲不破的根基。正是堅持了這一點，南京師范大學的新傳畢業生一直受到媒體用人單位的歡迎和肯定。

　　美美與共，求真善學塑風氣

　　個性中具備的大格局，加之長期擔任學院領導工作，讓方曉紅教授不只關係自己的學術或自己指導的學生，她對年輕的教師或學子，總能一視同仁，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看法，無論是表揚還是批評。每到研究開題、答辯的季節，總有很多學生私下邀約方老師，期望能予以指導。碰到這些情況，方老師鮮有推辭，總能做到有問必答，言無不盡。

　　特別是在承擔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的那些年，方老師推己及人，非常希望在整個學院共同體內部，形成良好的教育風氣。這些風氣，至今仍影響著南師大的新聞傳播教育工作。

　　一方面，針對學院的後輩師資，方老師大力支援，在教師隊伍中不斷塑造出互相砥礪的教學科研風氣。2002年接任副院長之職後，方老師開始分管科研工作。當時，作為學科帶頭人的方曉紅已經拿過國家級、省級課題，手中掌握了一筆科研經費。為了讓老師們在做好教學工作之外積極投身科研，她把這筆經費分成了若幹個科研方向，鼓勵大家前去申報。上任後，她給全院老師開的第一個會，是教大家如何申報國家級課題，如何填寫申請材料。她反覆強調，研究課題一定要有自己的個性特色，有不可替代性才能脫穎而出。除了事無巨細地傳授項目科研經驗，她為了打消老師們的顧慮，多次鼓勵大家發表論文，積極參加學術會議，爭取在會上發言。而在正式接任院長之職後，她又于2005年規劃出版了“當代傳媒與社會”叢書。李培林教授的《讀圖時代的媒體與受眾》、于德山教授的《當代媒介文化》以及俞香順教授的《傳媒·語言·社會》等，皆是叢書的重要組成。作為叢書主編，談及出版初衷時，方曉紅教師直言不諱地説，“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年輕教師出一套書，以激活並釋放他們的科研能量，肯定並展示他們的科研實力，是筆者的一個心願。”

　　另一方面，針對學生群體，方老師提出了“求真善學”的口號。此項簡潔明瞭的表達，最終作為院訓在南師新傳院沿襲至今。談到該説法的由來，她表示，“求真”意味著新聞學子不僅要堅定不移地追求真的學問，更要在新聞實踐中把握“真實”這樣一條核心原則，這是新聞學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善學”則意味著新聞教育不是填鴨式教學，而是要啟發學生善于提出問題、善于反思實踐，將“學”與“用”有機結合到一起。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學生在走出校門後，仍能在掌握學習方法的基礎上，謀求更大的進步。現如今，南師大新聞傳播教育仍然堅持著這一教育理念，“求真傳媒論壇”“求真學術講座”“善學學術沙龍”等一係列研究生培育制度被現任的學院領導班子固定下來。只要簡單看一眼這些培育方式的命名，就不難發現它們和方老師教育理念的契合關係。

　　方曉紅教授在四十年的新傳教育活動中，一直充滿熱情，為南師大新傳教育風氣的養成、教師隊伍的成長、教學水準的提高，付出了大量心血。借助團隊的傳承、學術的傳承、教育的傳承，一批批南師新傳人依然前赴後繼，繼續在新聞傳播實踐中“求真善學”，為新聞傳播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