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三傑”是中共最早的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在中國共産黨的光輝史冊中，醒目地記載着中國共産黨三位早期領導人的名字：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以下簡稱“常州三傑”），他們一同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並早已形成黨內外的共識和尊崇。值此紀念五四運動103周年和中國青年運動100周年之際，人們應該永遠記住，“常州三傑”和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等中國共産黨人一起，是中共最早的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優秀共産黨員，更是中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早的一批忠實踐行者。

　　“常州三傑”在青年時代就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最早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常州三傑”青少年時代所處的中國，是列強入侵、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舊社會，也是“問題與主義”之爭、道路之爭、救亡之爭十分尖銳突出的時期。“常州三傑”置身其中，曾經有過思想的迷茫、人生追求的徬徨，以及道路選擇的困惑、憂國憂民的感傷。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已經開始初步接觸馬列主義革命理論，成為思想上追求進步的青年人。當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裝後，逐步嬗變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張太雷於1918年9月在天津英文《華北明星報》編輯部工作期間，結識了俄共黨員柏列維，得到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開始精讀馬列的著作，並着手秘密翻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受委託翻譯社會主義革命文獻，自此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和思考中國社會的問題。從那時起，由於經常來往於北京大學和北洋大學之間，柏列維不僅成為張太雷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最初起點，還成為張太雷與李大釗&&的引路人和紐帶。張太雷的思想隨之突變，“已醉心於另一種新的做人標準，放棄舊的處世途徑，態度甚堅決”。他説：“做人要整個兒改，我以後不到上海當律師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國。”1919年2月，他在天津發起成立了中國最早的大學生進步團體“社會改造會”，立志改造腐朽落後的舊中國。此後，經過五四運動的歷練和到工人中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等鍛煉，至1920年3月李大釗等在北京大學秘密成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後不久，張太雷加入。這是中國第一個比較系統研究和探討馬克思主義學説的革命團體，為創建中國共産黨播下了火種。在這個研究會裏，張太雷接觸了李大釗、鄧中夏等一批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那一年，張太雷22歲，從此確立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心，也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立志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

　　瞿秋白也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鍛煉，在《新社會》編輯部裏對中國社會進步進行了思考和探索。不過，他以“東方稚兒”的身份，1921年初到蘇俄對十月革命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考察學習，寫下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 等書籍和大量新聞報道，其間多次聆聽列寧和斯大林的激情報告。他在對蘇俄的工廠、學校、文化單位等社會各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和研究後得出共産主義是“理想”、實現共産主義的是“人”等結論。他撰寫的60多篇有關蘇俄的報道中有40多篇被發回國內，在《晨報》《時事新報》上以“莫斯科通訊”專欄發表，共約16萬字，向祖國人民全面、系統地宣傳了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社會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變革和展現出的嶄新面貌，具體生動地介紹了俄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現實情景。這一期間，瞿秋白逐步成長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1922年12月，陳獨秀率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共産國際“四大”時，瞿秋白作為其助手陪同並做全程翻譯。陳獨秀髮現瞿秋白馬列主義水平較高，認為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動員他回國籌備黨的三大。瞿秋白欣然接受黨中央的安排，辭去了為期兩年在莫斯科擔任特約記者的工作，回到國內。這一年瞿秋白23歲。

　　與瞿秋白、張太雷有所不同的是，惲代英經歷了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到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再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三個成長階段。1920年秋，他受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社委託，翻譯了考茨基的《階級爭鬥》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一部分，先後出版和發表。此後，他先後在《少年中國》《中國青年》《新建設》等多種刊物上發表了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章。1922年5月5日，惲代英於馬克思誕辰那一天，在川南師範學校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主持“馬克思誕辰紀念會”等，組織青年進步學生學習《共産黨宣言》等，成為中國共産黨早期馬克思主義重要傳播者，那一年惲代英27歲。

　　值得強調的是，“常州三傑”都是在20多歲就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成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而在當時的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人還是少數。“常州三傑”成為中國共産黨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播火者，也是最早一批接受革命真理的探路人。

　　“常州三傑”在青年時代就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最早的一批優秀共産黨員

　　在“常州三傑”中間，最早加入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的是張太雷，最早加入中國共産黨的也是張太雷。1920年10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産黨早期組織，當時稱“共産黨小組”，同年底（11月）決定成立共産黨北京支部，李大釗為書記。張太雷是和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第一位女共産黨員）等人一道，在此時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後來被列入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50多名黨員名單之中。

　　與張太雷有明確的入黨時間不同，瞿秋白的入黨時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定為1922年初，是中共一大之後加入黨組織的中共黨員。近年來，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共産國際三大檔案解密後，才真正弄清楚瞿秋白入黨的時間是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即1921年5月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入黨，是沒有被記入中共一大召開時50多名黨員名單的黨員。據此，瞿秋白紀念館已經在對社會公開的展出中正式予以更正。

　　關於惲代英入黨的時間問題，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準確的定論。《中國共産黨簡史》一書中這樣寫道：“1921年夏，湖北利群書社在黃岡開會，在三天的討論中，其成員一致擁護無産階級專政，擁護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贊成組織俄國式的黨，並提議即將成立的組織稱作‘波社’（‘波’即布爾什維克主義）。當得知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消息後，該團體很快停止活動，惲代英等一些先進分子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截至目前，關於惲代英入黨時間有以下兩個説法：一是1921年底惲代英在上海入黨説，如《周恩來選集》上卷註釋279認定，惲代英是1921年參加共産黨的；二是1922年初在四川入黨説，根據張浩（林育英）1938年11月填寫的“黨員登記表”，他是1922年2月由惲代英、林育南在四川介紹入黨的。由此推斷，惲代英入黨時間應該早於1922年2月。不管哪一種説法，惲代英屬於中共一大召開後較早入黨的黨員，也屬於最早入黨的一批人。

　　需要説明的是，“常州三傑”作為最早的一批共産黨員，都是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後入黨的優秀黨員，都是青年黨員——瞿秋白和張太雷22歲入黨、惲代英26歲或27歲入黨。他們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團隊中的一員，將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全部精力，融入了中國共産黨整個事業之中。他們先後放棄曾經的“小我”，走上了為黨的事業和救國救民的“大我”道路。作為優秀黨員，他們有許多名言金句，袒露其初心如磐、心胸寬廣和使命崇高。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有，瞿秋白的“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張太雷的“謀天下人永久的幸福”，惲代英的“利國家、利社會、利天下”。

　　“常州三傑”在青年時代就積極投身革命實踐，成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早的一批忠實踐行者

　　“常州三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在入黨前，都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瞿秋白在北京、張太雷在天津、惲代英在武漢，在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中得到了磨煉，逐步成長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們還用自己的畢生精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瞿秋白同志從開始投身革命到最後壯烈犧牲，先後只有十多年的時間。從蘇俄回國後，他從特派記者轉變為職業政治家、革命家，一位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在廣州，他受命為中共三大起草黨綱草案，並參加黨章修改工作，交由陳獨秀修改。他在黨章草案中提出了：“無産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以及要“促醒農民，與之聯合”，否則“革命不能成功”的重要論斷。瞿秋白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在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上擔任中央委員，特別是在八七會議上臨危受命，主持黨的領導工作，作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政治安排。他是艱苦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優秀先行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序，熱情地歌頌毛澤東和彭湃是“農民運動的王”。瞿秋白兼具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素質，具備深厚的理論和文學修養，領導左翼新文化運動，創作和譯著了大量文藝理論和文學作品，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太雷同志作為職業革命家，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艱苦探索和英勇鬥爭。在黨的創立階段，他積極從事建黨建團工作，多次往返京、津、唐地區，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在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籌辦期間，他與工人一同吃窩窩頭、睡土炕，調查工人狀況，擴大了黨在工人中的影響。在黨成立以後，張太雷對革命綱領的形成和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鞏固，提出過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他兩次受黨組織委派赴蘇俄，參與共産國際和青共國際會議，積極宣傳中國共産黨的革命主張和中國的革命狀況，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張太雷參與創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使共青團成為中共的助手和後備軍。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方面積極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另一方面提醒革命陣營警惕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大革命失敗後，張太雷擔任第五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八七會議，與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命於危難之際，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組織廣州起義，成為第一位犧牲在戰場火線中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惲代英同志在36年的光輝生涯中，有過到贛南辦貧民學校，在上海大學、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武漢政治學校等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經歷。1922年秋，惲代英曾組織30多名師生步行考察內江、南溪、宜賓等7個縣，為期1個月，講演20多場次，撒下革命的火種。他在主編《中國青年》《新建設》《紅旗》等雜誌時，寫下大量的文章，留下了近300萬字的遺著，被譽為“青年的領袖”。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在探索馬克思主義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惲代英對中國革命發展道路、中國社會和革命性質、革命的領導權、革命動力、革命對象、革命任務和前途，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等重要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還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明確指出中國應該對內打倒壓迫人民的軍閥、對外打倒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其“帝國主義是一戳便穿的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後來被毛澤東所引用。他先後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為建立革命武裝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説服力的教科書。”“常州三傑”的歷史，實際上亦是中國共産黨史的一部分。我們要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常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名譽院長、常州大學近現代史與紅色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朱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