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述過中國需要金融發展總體戰略的必要性後，夏斌開始講金融發展總體戰略的研究目標。他説，當人們一討論起現實金融問題時，面對的是大量具體的國內、國際問題、各國不同的金融模式以及爭論不休的各派金融理論，往往會使決策者舉棋難定，影響其判斷與定奪。因此，戰略制定中的理論澄清、理論導向，尤為重要。而在以“華盛頓共識”為典型特徵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籠罩下，轉軌、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金融戰略理論是什麼，可以説仍是一片空白。好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後，美國學術界也在呼籲：要反思長期以來佔主導地位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要重新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夏斌説，中國是一個具有“發展中、轉軌、非中心貨幣、大國經濟體”諸特徵的國家，是一個既是過渡、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同時又是一個對世界經濟穩定産生重大影響的非一般經濟體。因此能否用指導成熟經濟體發展的金融理論，簡單指導“過渡”經濟體，幫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飛躍？特別是在一個國家間利益博弈的世界裏，對一個正在影響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國家而言，答案也許是否定的。這決定了，必須對金融發展戰略理論有新的視角。
夏斌認為，從形式看，研究一國金融戰略，必然涵蓋戰略方向、目標、任務、行動綱領，包括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調整與改革。
從內容看，作為戰略內容的選擇，首先應該體現具有時間上的前瞻性，着眼於世界經濟力量變化的未來格局中，與中國金融發展相關的重大內容。其次，這些內容必然涉及金融相關決策中的重要問題，即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和針對性。再其次，這些內容必然涉及戰略性意圖，是體現一個統一戰略意圖下不可或缺的方面。最後，必須具有戰略實施中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夏斌説，戰略是對未來行動的一種選擇，那麼在“選擇”之前，還必須先搞清楚“未來”是什麼。金融是依附於、服務於經濟。所以要回答“未來”是什麼，首先就要回答未來經濟的明顯特徵是什麼。作為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全球化中，一切經濟活動已離不開全球經濟。因此，思考未來中國經濟，又必須從相關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抽象全球經濟的特徵，這是金融戰略研究的起點。
相對於一定的未來環境，出於一國經濟民富國強的最高目的，制定金融戰略，必將涉及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因此，明確“金融要幹什麼，金融能幹什麼？”或者説明確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和核心邏輯是確立全部戰略內容所必須的。
戰略理論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夏斌認為，對一個較為封閉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要發展，首先面臨的是金融要開放。開放意味着一國金融與世界金融的融合。由一國貨幣衍生的各類金融活動，要與世界金融的融合，本質是一國貨幣與他國多種貨幣的融合，是一國經濟、金融體系與他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融合。在非金本位時代，各國貨幣、金融間的融合，主要表現為各主權信用貨幣的比價或匯率。當今世界的金融秩序又是基於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國際浮動匯率時代。
因此，轉軌中的中國要開放，直接面臨的是，走“兩極論”之一的固定匯率或者浮動匯率還是另選“中間道路”。尤其是關於匯率的“中間道路”是否就是死路一條，若非“死路一條”，其根據、其利弊、其需要、其政策配套又是什麼。這是研究中國金融戰略許多具體內容所繞不過去的問題。
另外，一定的資本管理政策其實是匯率政策的一種補充。因此在中國目前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局面下，理所當然，仍應繼續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而放鬆資本管制又事關中國金融、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參與金融全球化的大局。放鬆管制是大勢所趨。問題是，這一管制如何逐漸放開？管制的放開，與中國具體案例中的人民幣國際化、匯率制度的動態變化又如何銜接？這是在討論匯率這一戰略內容時必然的邏輯衍生。
夏斌説，當今的中國，已不同於一般的轉軌國家，也不同於一般的小國經濟體。從人類近幾百年貨幣史看，伴隨一個大國經濟體地位的確立，出於本國經濟不斷發展的利益和穩定全球經濟的雙重需要，大國經濟體的貨幣國際化問題，既是世界經濟發展和大國興衰周期過程中內生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個新生大國經濟體必須正視的問題。因此在確立金融戰略或確定人民幣區域化中具體的政策之前，還必須回答中國貨幣國際化方面的問題。
現在中國已經擁有驚人的外匯儲備，但是這種儲備主要為主權信用貨幣(美元紙幣)。這種狀況決定了，除了通過政策調整糾正國際收支失衡外，鉅額儲備如何正確使用也需要重點研究。
以上還只是從中國金融與外部金融的&&層面進行的戰略性思考。未來的十年，中國的金融體系能否適應以上各項戰略性抉擇，能否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基礎仍在國內金融。目前中國金融最突出的問題可概括為“金融弱國”與“金融滯後”兩大問題。然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金融弱國”，在中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國內嚴重的“金融滯後”。目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復闡明經過改革後應形成什麼樣的狀態，不是向人們進行口號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麼的情景告示，而是應該解決“橋和路”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