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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中國現實，不難發現，與經歷過以上發展過程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實現劉易斯式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是：第一，世界市場已經趨於飽和，除了少數發達工業化國家可以通過技術競爭來擴大市場份額外，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國家只能參與成本競爭，這種競爭格局限制了工資長期增長的可能性；第二，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中國人口增長率的大幅下降。
這兩個變化對中國“二元經濟”下的增長帶來了極大影響：前一變化使中國工資上升空間受到嚴重壓制；後一變化則導致強烈的工資上漲預期。正是現實工資不可變，及預期工資趨於上漲的矛盾，使得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然而，僅從目前中國農村還有多少剩餘勞動人口這一個角度看，便知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拐點”。
從統計數據看，美國有3億多人口，從事農業的人口僅為800多萬，依靠30多萬個農場，經營佔世界耕地總面積22%的耕地。中國耕地只佔世界耕地面積的7%左右，農村人口卻佔到總人口的50%以上，目前大致還有4億多人口從事傳統的小農式生産勞動，以至中國農業生産率還不到美國的1%。
準確地講，中國今天所面臨的不是“劉易斯拐點”，而是人口的“老齡化”。“老齡化”意味着中國農村剩餘勞動的供給已不可能跨代際延續，因人口增長率下降，以後各代勞動供給會趨於下降。當政府的政策不能以最快速度把當期農村剩餘勞動盡快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那麼數量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將因年齡老化而沉澱在鄉村，從而導致“二元經濟”的僵化。
在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老齡化”衝擊的情況下，建議採取如下政策：
第一，基於中國農村剩餘勞動數量依然極其巨大，經濟增長中的“劉易斯拐點”遠未到達的事實，政策上應繼續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
第二，基於中國人口老齡化到來的事實，中國應以盡可能短的時間完成當期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部門的最終轉移；
第三，基於中國是主要依靠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的國家，靠行政手段提高工資成本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四，基於工資成本控制會降低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激勵，政府應盡快對進城務工人員給予必要補貼；
第五，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激勵自願進城務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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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發展必經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