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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3 作者：黃小鵬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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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機催生了反危機政策的出臺，而這些政策的效應又引起人們的激烈辯論。辯論的重點之一是凱恩斯主義，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隨著歐美經濟二次探底風險上升，圍繞財政刺激應該退出、維持還是加碼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狀態。各國財經要員、學界精英紛紛演講撰文直陳已見，辯者明顯分為兩大陣營，或尊凱恩斯為精神導師，或斥凱恩斯主義為誤國誤民的毒藥。
在國內，相關的政策爭論也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不過不同的是，國內很少有論者公開宣稱自已是凱恩斯主義或貨幣主義的信徒，相反，否定政府幹預的一方，卻明確地把凱恩斯主義作為自己的靶子，對其進行猛烈炮擊，甚至喊出埋葬凱恩斯主義的口號。
反凱恩斯主義者，痛斥政府幹預種種弊端，激發人們對現行政策的反思，這種積極意義不可抹殺。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批判者根本未理解凱恩斯主義的確切概念，將既不屬于凱恩斯本人的思想，也不屬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一古腦兒地推到凱恩斯主義身上。
凱恩斯本人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前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古典主義者。時代的變化促成了其思想的轉變，他從大蕭條中觀察到的若幹人類心理規律出發，斷定單憑市場自身力量走向均衡耗時太長，因而主張政府適當幹預，而貨幣政策為流動性陷阱所困無能為力，唯有財政政策可以依仗。要理解凱恩斯思想，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幹預應該是短期的、有限度的，在長期內自由市場運作機制仍然有效；二是強調財政政策反危機效果優于貨幣政策。
然而，各國政府在對經濟周期進行調節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將凱恩斯的主張擴大化和長期化了，並導致了一些比較明顯的負面效果。二戰後，經濟理論與實踐的爭論沿著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對立而展開，最終發展成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對立。但不幸的是，隨著討論的擴大，凱恩斯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大籮筐，一些不嚴謹的論者，把所有形式的政府幹預（財政收支、累進稅制、價格幹預、産業管制，甚至環保政策）統統貼上凱恩斯主義的標簽，將這些政策的負面效應栽贓于凱恩斯主義。國內有學者甚至把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調控也歸到凱恩斯主義的名下，讓他們一同受審，判其為此輪金融危機負責。在某些意識形態濃重的論者手中，要批評不當幹預，似乎只要將炮火對準“凱恩斯主義”五個字進行一番猛轟就可凱歌高奏。在他們看來，只要把凱恩斯主義徹底打倒，世界就會永浴光明。
在筆者看來，這種粗淺的批判完全找錯了靶子，不僅冤枉了好人，而且放走了真正的敵人。
首先，將凱恩斯主義與自由市場對立起來屬于無中生有。真正了解凱恩斯的思想和生活的人都知道，凱恩斯無比珍視自由市場。凱恩斯雖然突破了古典自由主義的舊説，站到了它的對立面，但凱恩斯始終未曾脫離自由主義的陣營。和所有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對私有財産、個人自由、市場經濟無比珍視，對當時蘇聯興起的計劃經濟高度警惕。
其次，有限度的功能性財政政策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在危機時實現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繁榮時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不再絕對追求年度財政平衡，這一思路已成為各國操作的準則。因為現代經濟的內在不穩定性，客觀上要求對其實行有限度的調節，調節的目的是讓市場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就連貨幣主義的宗師弗裏德曼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就拿眼前這場歐美各國圍繞財政政策的爭論來説，人們爭論的關鍵點是財政擴張的時間、力度以及財政可持續性對未來長期增長的影響，而對危機時財政擴張的必要性，是沒有人質疑的。
當然，對于渴望建立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的人來説，最好還是回到斯密那樣的古典自由主義時代，每年都搞搞財政平衡，過過小國寡民的生活。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無法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純自由市場如此完美，凱恩斯主義又如何能夠産生呢？
最後，將污水全部潑給凱恩斯主義，最大的受益者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形形色色的計劃經濟殘余、國家主義、經濟民粹主義、新重商主義，他們沒有旗號，但他們的幽靈卻時時刻刻盤旋在我們上空，他們不受限制地擴張權力邊界，扭曲市場機制，危害自由平等的競爭環境。看到有人將所有幹預的污水全部潑給凱恩斯主義，代其受過，他們定會暗自竊笑。而終生信仰市場、以維護自由為使命的凱恩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會忿忿不平地跳起來申辯道：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們有著共同的敵人，你的中傷讓我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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