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輸油管爆炸、南京“728”爆炸、數千化工桶衝入松花江……近期各地密集發生工業災害事件。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分析顯示，我國工業災害主要集中在石化、化工、冶金、煤礦和有色等幾個行業。隨著我國工業化水準的不斷提高，城市中的工業危險源不斷增多，一旦形成城市工業災害，損失巨大。
　　業內人士認為，城市工業災害頻發的背後，與一些工業企業尤其是化工企業布局或選址不當密切相關。深究其因，仍然是“帶血的GDP”作祟，“蘿蔔快了不洗泥”造成安全防控出現疏漏。

　　化工廠與居民區混雜凸顯城市規劃與發展脫節

新華社發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一名資深工程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展示了發生南京“728”爆炸企業的位置，他説，不可思議的是，這家正在拆遷的化工企業恰好位于三塊比較集中的居民區中間，裝化工原料乙炔的儲罐，跟周邊居民區不足100米。這種建造格局的産生，當地城市規劃部門難逃其責。

　　當前，不少化工廠與居民區混雜在一起，被稱為“放置在居民區的定時炸彈”。據統計，遍布各地的化工“定時炸彈”當用不計其數來形容。四年前，原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便顯示，81%的化工石化建設項目布局于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化工炸彈”圍城之困，凸顯城市規劃與城鎮化進程嚴重脫節。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南京“728”爆炸事故中，離南京工廠爆炸中心200米至300米處，就有一個家具大賣場，居民區、養老院、幼兒園和酒店，也“緊鄰”爆炸中心。
　　環保部下屬機構一位專家指出，為把高危害性風險事故損失降到最低，石化基地一般建在人煙稀少的地方。然而隨著城區范圍不斷擴大，居民區已開始逐漸“包圍”石化園區。例如，南京揚子石化、上海金山石化等石化企業，在其建設初期均遠離中心城區十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以外，而目前居民區與石化工業區的距離有些已不足5公里。
　　盡管工業企業為城市包圍的狀況有歷史成因，但珠三角政經評論員金心異認為，這不能讓政府免責。“城市在向周邊蔓延的過程中，城市規劃部門、工業主管部門應當提前著手，以企業搬遷、城區規劃等手段避免在繁華的城區出現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的工業企業。説到底，是政府在GDP崇拜下的短視，為追求城市發展速度犧牲城市安全。”
　　金心異同時認為，上述情況反映出一些城市的規劃缺乏前瞻性，城市規划水平有待提升。
　　一些項目在規劃階段就臨近居民集聚區。例如中國石油廣西石化千萬噸煉油項目。2008年廣西欽州市出臺的《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5)》，未能充分考慮石化項目對居民區的影響，在5至10公里內將建設3個集中居民區。

　　重化工混亂布局折射“GDP”崇拜

　　“其動力來源于能拉動GDP。”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周維富研究員説，有的時候，一兩個企業和項目就能決定一個地方的命運，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地方政府出于財政收入考慮、政績考核“引導”，都願意發展産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近年來，中國各地化工、石化項目紛紛開工，大多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和人口稠密城市近郊。目前，至少有數千家化工企業處在居民區包圍中，或者城市飲用水源的上游。
　　2006年中國化工、石化項目環境風險大排查的結果顯示，總投資約1萬億元的7555個化工、石化建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國家海洋局公布的《2009年中國海洋環境品質公報》也警示，遼東灣、萊州灣、長江口、杭州灣、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等局部海域污染嚴重，而這些海域附近正密布著近年建成的大小化工園區
　　金心異認為，“千軍萬馬爭上重化工”，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産業布局方式，不但可能加劇重化工業未來更大的産能過剩，還給沿海生態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來自東部沿海的一名地方幹部算了一筆賬，“如果我們能啟動開工一個年産鋼千萬噸的項目，建成投産後將年新增工業産值520億元，意味著我市GDP翻一番。更為重要的是，將産生1.5至5倍的巨大拉動效應，帶動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上下遊産業和生産性服務業等近200種相關産業的發展。”
　　知名媒體評論員秋風説，在“GDP”崇拜的影響下，有些地方政府明知道沒有合適的土地去建設重化工業，但仍不顧對當地環境、居民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執意開工項目。

　　公共安全不能總是淪為“事後”

　　金心異認為，地方政府要主動盡到“監管者”職責，而不能靠血淋淋的事故倒逼，讓公共安全總是淪為“事後”的宿命，從而失去群眾的信任。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工業事故頻頻發生，也與政府監管和高危行業防控管理息息相關。金心異説，這些城市工業事故大部分是“人禍”，直接起因是高風險行業忽視風險、盲目追逐利益而缺乏安全意識，但在對這些高風險行業，有關部門卻並沒有發揮應有的的監管作用。
　　南京“728”爆炸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説，在開挖之前，代表政府一方的邁皋橋街道以及原南京塑膠四廠人員，都曾警告拆遷者地下有丙烯和煤氣管道。在實際的開挖中，丙烯管道的所有者南京金陵塑膠化工有限公司，還派出生産經營部一位副部長到現場指導。
　　當地一些群眾、專家反駁説，既然政府事先對野蠻施工的拆遷方進行過“警告”和“指導”，悲劇為什麼還會發生？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説，政府監管流于形式。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近日發生的“松花江化工桶”事故中。《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後，讓松花江休養生息的説法，屢屢被當地政府提及，國家環保部在此次事故通報中指出，永吉經濟開發區地處吉林市飲用水源江段上游，“選址不合理”。但近四年來，永吉縣反而派出更多的招商隊伍，為永吉經濟開發區的建設提速。
　　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教授説，為了顧及經濟利益，地方政府往往在環境政策調控和監管上容易出現失靈或部分失靈的狀況。
　　政府監管失職的背後，到底是什麼？知名媒體評論員秋風認為，一些地方政府給予了企業特權，其中包括了環境特權，實際上是政府在放縱企業，其結果是企業喪失了對社會責任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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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點]寧“過”勿“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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