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20年,歐美主權債餘額每年約增長3%~4%,已超出了這些經濟體的GDP增速。日本的情況則更糟糕。如果把中央政府債務分攤到每個國民頭上,日美國民人均負債分別為9.9萬美元和5.1萬美元。假定日美人均年收入為4萬~5萬美元,儲蓄率為10%,則日美國民分別需要工作約20年和10年,才能還得上中央政府的債務,而勞動者的勞動年限通常為30~35年。這顯示,即便合併政府和住戶部門的資産負債表來考慮問題,“重債富國”的債務是否可持續也令人懷疑。
不僅如此,日美兩國中央政府債務由外國人持有的比例分別約為10%和25%,因此日美的債務困局不可能不衝擊全球貨幣體系。從長期看,債務堆砌和老齡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若發達國家要負責任地解決債務問題,只能多生孩子晚退休、多儲蓄少消費、多創新少福利。從短期看,歐美日均已陷入了零利率加量化寬鬆的極致狀態。按斯密的分類,窮國的債務重組是財政性的破産,而富國的債務重組更傾向於債務貨幣化的通脹。“富國重債”會是吞噬國際金融大廈的可怕海嘯嗎?
對全球債務危機其實並不缺乏遠見卓識之士,例如早在2001年歐元啟動不久,當時的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便預言:“我確信歐元將迫使我們採納全新的經濟政策工具,現在這個提議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行,但在某一天將會發生一場危機,那時新的政策工具將被創立。”現在債務纏身的歐元區,的確到了走向更清晰的財政聯盟甚至國家邦聯的十字路口。
無論全球債務重組前景如何,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率先被債務壓迫至國家破産,金融層面能夠為債務重組做出的貢獻始終是相當有限的。如果債務重組充滿不可克服的道德風險,債務或許最終被稀釋甚至逃廢;如果債務重組能盡量遵從道德,守住人類集體理性的一些底線,那麼,國家債務就只能通過國民更長時間的勞動、更節儉和更多儲蓄、更富創新和更少政府福利,才能逐步償還,但這樣的希望之光仍然十分渺茫。
中國有古話説: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全球主權債務餘額不斷積累,本身就反映了人們節儉、勤勉和分享不夠,以及奢靡、短視和私欲膨脹的缺陷,反映了全球繁榮的成果未曾有效潤澤地球的70多億人口。如果我們不能珍惜一絲一縷、一飯一黍的點滴積累,那麼,最終我們揮霍的是財富,積累的是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