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建設系列述評之一：城鎮化這部引擎該加足馬力了

    城鎮化建設系列述評之二：地方政府應做“好的推動者”

    城鎮化建設系列述評之三：模式可以選擇 規律不能回避

　　“這是城市中最糟糕地區的最糟糕房屋……這裡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過的、骯髒的、坑坑洼洼的，到處是垃圾，沒有排水溝，也沒有污水溝，有的只是臭氣熏天的死水洼……住在這裡的是窮人中最窮的人，是工資最低的工人……”
　　1844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如此評價當時倫敦東郊的貧民窟，成為剛剛跨入工業社會門檻的英國漸進城市化的真實寫照。160餘年後，這樣的光景在倫敦街頭已難覓蹤影，但在印度的孟買、巴西的裏約熱內盧等發展中國家的大都市，形神兼備的複製品同樣令世人唏噓。
　　每一個走向現代社會的經濟體，在實現城市化(注：英文為urbanization，國內一般稱之為城鎮化或城市化)的過程中，都得經歷類似的磨難嗎？都必須有一部分人充當時代的犧牲品嗎？西方發達國家給出的答案有的令人神傷，有的令人神往。他們的歷史還説，城市化是一條漫長而曲折之路：英國用120年才算走完，法國100年，德國80年，美國也用了40年……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説，目前只是“在路上”而已。不妨看一看一些典型國家的道路選擇。以德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實現了高水準的城市化，一來是因公共設施健全的小城鎮在穩定就業上發揮了巨大吸納的功效，二來是因完善的法律體系一視同仁，由憲法規定的選舉、工作、遷徙、教育等公民權利沒有城鄉差異，才使農民——這個城市化進程中利益最容易受損的群體得到了充分保障。
　　二戰後日本經濟依靠製造業實現騰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通過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妥善解決了大量農民進城後的戶籍、住房和各種社會福利問題。在1955年至1970年間，東京每年的人口凈流入量高達30萬至40萬，但日本政府通過修建放射性大容量的軌道交通，開發公共設施齊全的衛星城鎮，成功避免了“城鄉結合部”和“貧民窟”的出現。
　　歷史還告訴我們，各國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處理貧民窟問題，一定要與本身的資源稟賦、社會環境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讓底層居民在逐漸改善的公共衞生和居住條件中享受到應有的安全、便利與舒適，同時還要警惕兩種態度：坐視不管與冒進圖快。
　　印度孟買近些年推行城市“美容”，推倒貧民窟建樓房，以此改善貧民居住條件，但此舉破壞了原有的經濟生態，政府又沒有相應的安置措施，反而令不少當地貧民沒了生活來源。新建的貧民公寓設施差隱患多、位置偏遠交通不便，一些在城內謀生的底層人群只能一週回家一次，平時只好露宿街頭。這樣好心幫倒忙的例子在發達國家也曾有過，都值得其他國家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