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讓威廉姆森位居經濟學大師之列，其交易成本理論也重回主流經濟學視野。
　　上周，這位78歲的老者來到中國，前後造訪了北京、成都和深圳，雖然來去匆匆，並且多以單方講演為主，缺少實質交流，但是威廉姆森還是留下了不少精闢的思想和言論。

　　直言危機未除

　　200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政音樂廳，威廉姆森一身華服領取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與同獲該獎項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的狂喜落淚比起來，威廉姆森平靜地像老人在領取自己的退休金。在北京的演講前，威廉姆森透露了當時如此從容的秘密，“因為我在2008年底就已經知道自己將會拿到第二年的諾貝爾獎。”
　　當威廉姆森意識到自己可能獲頒諾獎時，正是金融危機從美國華爾街開始蔓延至全球的關鍵節點，這也變相印證了外界關於威廉姆森獲獎是得益於金融危機的猜測。雖然威氏理論多限於微觀範疇，但其恰恰是從公司發展和監管形態這兩個小孔窺視到了這輪經濟大滑坡的命門所在。
　　在威廉姆森看來，在這場危機的爆發和平息的過程中出現了市場和監管雙雙失靈的情況。“那麼要想真正避免這種蠢事再發生的辦法有兩個：一是將大銀行分解，小而化之；二是徹底改革監管體系，使之更細化並且具備前瞻性。”而令威廉姆森擔憂的是，到目前為止大家似乎還沒有正視這兩個根治之道，“華盛頓最近通過的國家金融改革方案也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

　　理論難解中國困局

　　面對奧巴馬和國際資本巨擘能夠直言相諫，來到中國的威廉姆森顯得謹言慎行許多。威廉姆森&&自己只能從大樓的高度和密度上來感性地覺得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我這把年紀要想研究中國經濟恐怕也來不及了”。
　　實際上，這次是威廉姆森第三次來到北京，前兩次分別在1987年和1989年，都是受中國社科院的邀請來華做小範圍內的學術交流。現今炙手可熱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彼時還是社科院的青年學者，有幸見證了國內第一波威廉姆森熱。而當時威氏理論走紅國內是緣於國企改革的背景。只是在此後,國企紛紛選擇股份制改革路徑的情形下，威氏的交易成本、制度經濟學等理論似乎並沒有派上大用場。
　　20多年後，當威廉姆森再一次來到中國的時候，國內的企業雖然已經完成企業形態的轉變，但是在業務形態上大多還是踟躕於多元與專業之間。而已經逐步打磨成型的威氏理論正好能夠告訴中國的企業家“你的手應該伸多長”，什麼時候應該兼併上下游企業打通産業鏈從而節約交易成本。
　　不過似乎只有周其仁認真聽了，“比起80年代末那一次，這次我聽懂的部分更多了”，而那些慕名前來的眾多企業家，在威廉姆森講授自己的理論時，紛紛摘下自己的翻譯耳麥，無聊地翻閱起宣傳資料。在與中國企業家圓桌討論時，少言寡語的威廉姆森更是淪為了配角，戴着耳麥費力地聽着企業家們大談自己的生意經。
　　一個有意思的場景是，當威廉姆森在清華大學談到如果企業不能厘清邊界容易造成大公司病的時候，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正一臉嚴肅地同坐&上。致力於打通糧食生産、加工、流通和貿易各個産業環節，並且涉足金融、地産等諸多板塊的全能公司中糧應該是威廉姆森樂意研究的典型，而按照威氏理論，中糧的“全産業鏈”模式即此前“縱向高度整合”模式的時尚表達，適合一個全新産業的初始階段但是並不適合作為一家公司的長期發展戰略。可是國內不少一味求大求全的大企業掌門人們，顯然有着自己的看法。

　　諾獎得主不懂理財

　　企業治理理論被冷落的同時，私人理財技巧卻被一再追問。只是即使貴為諾獎得主似乎也並不精於此道。威廉姆森窘迫地回憶：“有一次我見到了這樣一位理財的經理，他們公司的總裁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我問他們我是不是該投你們這兒，是投股票還是別的什麼。那個理財師就給我推薦500強的指數基金。不過那是1978年的事情了，那個時候如果投了500強指數基金的話，現在回報是很豐厚的。”經濟學大師的理財成就似乎也就僅限於此，靠着專業理財師卻失去了高回報的投資機會。
　　而對於私人生活，老人很願意談談拿手的網球。“我屬於進攻型的選手，能夠分析對手的球路。”在自己的午餐時間，威廉姆森難得露出一絲笑意，大談運動的重要性，稱自己一直堅持每週鍛煉，打網球一打就是兩個小時，笑言激烈的對抗能鍛煉經濟學家的思維。不過威廉姆森也爽快地承認，“我的太太打得比我好。”當被問如何評價自己時，威廉姆森風趣地&&，“一個普通的小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