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00年，一個意外之舉，敦煌藏經洞石破天驚：4世紀至11世紀的6萬余件文物，在這間不到8平方米的洞窟中封存數百年後，竟得以重見天日。當王朝更疊、戰火紛飛讓不少世間珍寶流散亡佚之時，這方小小的洞窟卻似被時間遺落，幸運地保留下了千年前的歷史。

　　時間還會對敦煌如此“偏愛”嗎？4月18日，由國家文物局指導的“數字藏經洞”被“開鑿”而出。現代科技讓千年文物在數字世界永久保存，也讓這個遙遠又神秘的洞窟變得觸手可及。指尖輕點，甚至可以“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感受藏經洞的前世與今生。

    這是“數字藏經洞”效果圖。（受訪者供圖）

　　隱秘：室藏萬卷

　　123年前的一個夏天，道士王圓籙在莫高窟清理積沙時，無意發現了墻壁上的一道裂痕。尋跡打開，一座堆滿經卷的密室驚現眼前。

　　“沙出壁裂一孔，倣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王道士的墓志銘裏這樣寫道。

　　據後世統計，這長寬各2米多、高約3米的方形窟室裏，總共出土了敦煌遺書、絹畫、法器等6萬余件文物。豐富寶藏讓藏經洞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如今，在藏經洞外的墻壁上，仍能看到流沙涌入洞窟留下的條條痕跡。洞窟中央，是一個莊嚴慈悲的僧人雕塑。這位名叫洪辯的高僧，正是藏經洞最早的主人。

　　據記載，藏經洞建于晚唐，起初為洪辯的紀念堂。洪辯曾力助張議潮收復敦煌及河西，後被唐宣宗敕封為釋門河西都僧統，統管河西地區的佛教事務。

　　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孫儒僩曾撰寫回憶文章稱，藏經洞發現之時，窟內並無此像，20世紀60年代，塑像從莫高窟362窟移至藏經洞。

　　關于藏經洞緣何封閉，學界有“避難説”“廢棄説”等不同假説，卻無明確結論。因此，藏經洞封閉的原因，也成了千古之謎。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中，專門寫到藏經洞特別之處：

　　一是，有獨一無二的新資料。很多讀書人的研究用書都是印刷的，很難見到寫本，藏經洞裏面大多是失傳的寫本，特別珍貴。

　　二是，資料“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是古代社會文化的原始記錄，反映了古代社會多方面的真實面貌，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寶藏。

　　在敦煌遺書中，佛經數量最巨，而社會文書價值最大。天文地理、遊記方志、醫書賬冊，應有盡有。由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種文字寫成的文獻，則讓古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對話回響至今。

　　“用敦煌的資料研究絲綢之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擬。”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曾表示。

　　顯學：探索不止

　　一次意外，揭開了藏經洞的秘密。而要從浩繁卷帙中破譯古代社會的秘密，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

　　百余年間，幾代中外學人探索不止，以藏經洞出土文物為重要研究資料的“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塵封散失的文物也在釋讀中擁有了第二次生命。

　　相比形象的壁畫彩塑，藏經洞文物多是古文古畫，艱深又神秘。學者們就像秉燭之人，撥開歷史的迷霧，透過古人親筆書寫的墨痕，點亮千百年前的歷史現場與生活細節。

　　《歸義軍衙府酒破歷》是出土于藏經洞的一份公務用酒帳單。出土後，它被割裂為三份。一份為敦煌研究院001號文物，一份曾流失日本、後由日本友人青山慶示捐贈回國，另一份現在收藏在法國。

　　這份酒帳單詳細記錄了從北宋乾德二年四月初九至十月十六，敦煌本地政府公務用酒的213筆“流水賬”。條目清晰的帳單不僅記載下用酒事宜，更展現出當時的社會圖景：那時的敦煌商旅不絕，與回鶻、于闐等官方交流不斷；社會信仰佛教、祆教及自然崇拜，因此有各種“祭拜酒”“發願酒”；社會分工逐漸細化，有畫匠、灰匠、鎖匠等；民間活動也十分豐富，寒食節設酒，助葬亦有酒。

　　敦煌遺書中的俗文學資料也表現了淹沒在宏大敘事中的小人物心態，讓後世得以瞥見歷史波濤中的朵朵漣漪。史書中投降匈奴的西漢名將李陵，也出現在藏經洞出土的《李陵變文》中：李陵率五千士卒與匈奴苦戰，拼盡全力後不得不投降。這份文獻創作于吐蕃佔領敦煌時期，書寫者以怎樣的心境講出了這樣的故事，留給人無窮的想像。

　　當然，藏經洞裏也充滿古人的生活日常：書生寫給毛驢的祭文，“一別兩寬，各生歡喜”的離婚契約，甚至還有古代的乘法口訣……

　　早年間，由于流失海外材料的便利，海外學者佔據了敦煌學研究的主陣地。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學者奮起直追，大量學術研究成果涌現。除了論文著述外，我國學者還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圖版整理、數據庫打造等基礎性工作上。

　　新生：數字洞窟

　　學術研究向歷史深處開掘，科技則讓藏經洞跨越山海大漠之隔，走進更多人的生活。

　　20世紀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開始“給佛拍照”，以期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7年前，集納海量數據資源的“數字敦煌”向全球共用，莫高窟變得不再遙遠。

　　2022年6月，敦煌研究院與騰訊互動娛樂合作成立“文化遺産數字創意技術聯合實驗室”，共同探尋文化遺産展示的新技術、新模式。“數字藏經洞”是實驗室的首批項目之一。

　　不到一年時間，這座結合敦煌學研究成果與遊戲科技的“數字藏經洞”就在數字世界落成。公眾可以通過“雲遊敦煌”小程式或“數字敦煌”官網登錄“數字藏經洞”，用小小一方手機螢幕“穿越時空”，與洪辯法師等歷史人物互動對話，“親自參與”洞窟開鑿、封藏萬卷、重現于世、文物流散到再次聚首的全過程。遊戲化的背包、圖鑒、手記等，為用戶記錄下在“數字藏經洞”裏的點滴收獲。

　　騰訊互娛副總裁崔曉春介紹，為了還原莫高窟1600米外崖面原貌，以及毫米級高精度復刻莫高窟“三層樓”和第16、17窟，“數字藏經洞”通過數字照掃、三維建模技術，渲染了超過3萬張圖像，生成9億面超擬真數字模型。

　　“遊戲科技正在超過遊戲産業的范疇，為文化遺産數字化乃至更多領域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釋放多元的社會價值。”崔曉春表示。

　　高品質渲染在“數字藏經洞”營造了“置身其中”的氛圍：清晨的陽光緩緩灑向洞窟，將歷經千年時光淬煉的甬道、佛像、壁畫逐一照亮，6萬多件文物在數字世界裏盛況復現。敦煌壁畫中繪制的琵琶、篳篥、鼓等樂器，在“數字藏經洞”裏奏響敦煌古曲。

　　在“數字藏經洞”的研發過程中，學者們對涉及的文獻、建築、音樂等進行了細致考證。“三界寺是歷史上莫高窟附近的一座著名寺院，但目前尚未找到遺址。我們結合敦煌文獻、壁畫中的寺院圖像和莫高窟周圍現存古建築等，在數字世界構建了一座符合歷史特徵的三界寺。”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所長趙曉星説。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文物與科技的融合讓再現藏經洞成為可能。下一步，敦煌研究院將繼續探索文物展示、體驗新方式，促進敦煌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數字藏經洞”也開辟出科技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新空間。國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長羅靜表示，“數字藏經洞”在寓教于樂中向大眾傳遞專業知識、傳承傳統文化，開創了文物展示體驗新范式。“期待更多科技應用在文化遺産保護領域，推動文物資源破‘屏’出‘圈’，不斷豐富中華傳統文化基因的當代表達，讓更多優秀文化成果能全民共用。”（記者張玉潔、何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