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校圖書館借閱量逐年下降，引發對“大學生不愛看書”的擔憂——

  高校圖書館怎樣提升吸引力

學生們在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龍子湖校區圖書館內閱讀。左冬辰攝/光明圖片

重慶大學圖書館一角。孫凱芳攝/光明圖片

學生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內閱讀。新華社發

武漢大學圖書館。石耀臣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夕陽漸沉、蒼林夾道，縷縷余暉灑在青瓦紅磚間，靜臥于岳麓山腳下的老圖書館顯得古樸而淡雅。湖南大學博士生任鵬總喜歡挑這個時間來此讀書，徜徉其中、神交古人。“圖書館的氛圍讓人很享受，不帶目的去閱讀，才能真正進入審美狀態。”任鵬感慨，“不過現在喜歡看紙質書的人並不多，大家更習慣使用手機、電腦閱讀電子資料。”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深化全民閱讀活動”，大學生閱讀也受到社會各界關注。近期，有關“高校圖書館紙質書借閱量下降趨勢明顯，大學生不愛讀書了嗎”的話題在網上引發熱議，有人認為這是正常現象，有人對此産生憂慮。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何在？高校圖書館如何調動多方資源，為共築書香校園添續力量？

  春暖花開日，正是讀書時。記者走進大學校園，探訪有關閱讀的故事。

  大學生真的不愛讀書了嗎

  任鵬今年23歲，是一名控制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理科生，但他對文史書籍很感興趣，每年從圖書館大致借10本書。記者隨機詢問了幾位與任鵬同齡的在校大學生，發現他們每年借閱圖書平均不超10本，有人坦言一年內未曾借過書。

  大學生圖書借閱量到底如何？湖南大學圖書館年度閱讀報告顯示，2019年、2021年、2022年該館圖書流通量分別約為53萬冊、35萬冊、26萬冊。記者又查閱了中山大學圖書館2019年至2022年的圖書外借總量，分別約為68萬冊、52萬冊、37萬冊。相關數據顯示，昆明醫科大學、西南科技大學等高校圖書借閱量同樣逐漸減少。2022年江蘇省高校圖書館發展報告有明確統計，館均紙質書刊外借量從2017年的9.82萬冊下降到2022年的3.58萬冊，呈持續減少趨勢。

  “高校紙質書借閱量逐漸減少是正常現象。”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長聘教授王君超是一名圖書館文化愛好者，在進入高校教書前還做過聯絡國家圖書館的“跑口記者”。他認為，伴隨高校圖書館電子資源的不斷豐富，學生可以很快獲取知識與資訊，紙質圖書借閱量自然會減少，但這並不能直接證明大學生不愛讀書了。“比如，我在課上要求學生閱讀的參考資料，很多都會提供電子版或線上連結。”

  任鵬也會用電子産品瀏覽學習資料、獲取資訊資源。“電子書很方便，既不佔空間，也不用額外付費。使用校園版讀書軟件可以免費看書，動動手指就能把好文章保存進手機裏。”他表示。

  紙質書借閱量減少的同時，電子圖書閱讀量卻在迅速增長。以湖南大學中文數字資源下載量為例，2021年為905萬次，2022年為2357萬次。浙江省社科聯2022年公布的有關“大學生閱讀狀況”的調研顯示，浙江省大學生紙質圖書的每人平均閱讀量為8.48本，電子書的每人平均閱讀量為13.5本。

  不過，武漢大學學生李果發現，周圍有不少人對深閱讀不太感興趣，那種“短平快”且經濟實惠的電子産品更容易讓人沉迷。

  “紙質閱讀和電子閱讀各有利弊，但長期的‘碎片化閱讀’值得警惕。”湖南大學中國全民閱讀研究中心主任劉舸認為。

  “一些網站、公眾號、短視頻平臺為了攫取流量，多會提供淺顯易懂、無需過多思考的資訊，完整、係統、深度的論述與作品卻不常見。”劉舸表示，長此以往，這些碎片化資訊會損害學生的閱讀專注力，提升他們的閱讀刺激閾值，甚至讓人形成閱讀惰性，降低對經典書籍的理解能力，造成知識結構狹窄化、知識儲量淺薄化等問題。

  圖書借閱量緣何不斷下降

  記者在探訪中發現，高校圖書借閱量下降的同時，入館人數卻居高不下，很多館區常出現“一座難求”的現象，更有部分學生開啟了“淩晨線上搶座”模式，讓“泡館”成為一種生活常態。

  那麼，“沉浸”在圖書館中的大學生都在做什麼？

  湖南大學圖書館老師黃筱玲在館裏工作了30多年，她觀察到，在圖書館學習的學生中，大約一半是為了準備考試。“館內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自習室，每天一早6點半開門，晚上10點半關門，座位常常供不應求。”

  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王瓊發現，入館學生中自主學習的最多，其次是借閱圖書，再次是開展研討等活動。“我們為學生準備了存包櫃。在秋季申請存包櫃的讀者中，寫明考研考博用途的人數佔全體申請人數的31%。”

  不少受訪者坦言，當下大學生正面臨諸多現實壓力，部分人更願意將時間投入考試、實習等具有較強“實用性”的事情中去，認為去圖書館借書、無目的性的閱讀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

  與此同時，對于想要從圖書館借書的人來説，借閱圖書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

  作為圖書館常客，李果十分關注圖書館的發展。她調侃自己是一個“建議專家”，常常針對圖書館服務品質改善提出具體意見，例如“新書上架慢”“找不到自己想讀的書”等。

  “我之前很想看女性文學類的書，但查閱顯示，我想借的書一直在訂購中；有時想找不同版本的書籍，也會發現不太齊全；一些國外小眾作家的作品就更少見了。”李果説。

  黃筱玲對此也很有感觸：“有時候，購買紙質圖書經費有限，但每年出版的新書又非常多。為了滿足學生訴求，我們會在‘保品種、減復本’的基礎上，買更多數字資源作補充。比如，一種新書的復本是1到2本，有時放在主校區，分校區可能就分不到。學生查閱不到，就得通過文獻傳遞或者電子書來做替代性閱讀。”

  通過訪談和查閱文獻，記者了解到，當書籍上架之後，如果一定時間內沒有借閱量，就會被界定為“零借閱”圖書，它與館藏資源供需、分配情況有直接關係。

  以西部某師范學校藏書情況為例，學校為了擴大圖書種類的覆蓋面，增加了工業技術、醫療衛生類等專業性圖書，但圖書與大部分讀者的閱讀需求、專業適配度不相符，導致了圖書供需的結構性失衡。相關書籍借閱量較少，成為“沉睡”的資源，帶來儲存空間與資金費用的雙重浪費。

  一些受訪者也表示，高校圖書館在改善服務、促進發展方面存在一些普遍性問題，比如“人才”與“經費”的壓力。

  “在編人員逐年減少、年齡相對偏大、專業人才不足。一些具有拓展性、創新性的業務又需要有專業性的人才來承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館內業務的發展。”黃筱玲説。

  “圖書館在採購各類文獻上存在一定壓力。”王瓊認為，一方面，選擇適宜學科發展和教學科研需要的文獻資源，需要花費大量人力開展調研和統計分析工作；另一方面，數據庫購買價格急劇增長，使原本緊張的文獻經費捉襟見肘。在外文數據庫採購時，匯率的變化也會影響館藏決策。

  讓“萬畝書田”滋養青年學子

  任鵬也有“借書而不得”的時候。一次，他特別想借一本管理類圖書，在主館與分館中尋摸了好久，卻一無所獲。幾天後，他發現圖書館微信公眾號裏“上新”了一個活動——“新書閃借”。他好奇地點擊網頁，輸入個人學號、密碼，按照提示搜索書名、下單，竟然免費訂購成功了！2天後，他收到了這本新書。

  據了解，湖南大學圖書館升級“新書閃借”服務後，讀者可以線上上自主選擇所需圖書，採購費用均由圖書館承擔，讀者收到新書後，在30天內閱讀並歸還圖書館即可。記者了解到，河南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也開展過類似活動，為師生量身定制“你借書、我買單”的服務模式，在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同時提升館內服務品質。

  如何進一步優化採購環節？王瓊建議，由學科專家和讀者代表組成選書團隊，提供專業建議，保證圖書的學術與使用價值。及時關注新興學科領域發展，提高藏書的先進性和時效性。利用借閱量、閱讀偏好等大數據資訊，為採購決策提供參考依據，適應學科發展的需求。此外，通過紙電一體化採購、加大電子圖書購買數量等方式來回應讀者要求，適應資訊時代的閱讀需要。

  黃筱玲對一次活動印象尤深：“學校請了北京法學界的一位專家前來開展講座，當時現場座無虛席。當月閱讀統計數據顯示，法律類圖書借閱量較平時有一定增加，這也表明學生的閱讀興趣有一定的可引導性。”

  記者發現，引導學生參與校園活動，對盤活館藏資源、拓展閱讀空間有一定推動作用。比如，針對“零借閱”書籍，北京師范大學曾舉辦過“深巷好書”活動，一些思想深邃、底蘊深厚的“舊書”抖落塵埃、再現光彩，引來學生關注。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推出的“中華文明知識競賽”，引導學生溫習知識、博覽群書，增強文化自信。

  “我們需要考慮如何讓讀者、作者、文本之間建立有機聯繫，而不至于讓青年在讀書時産生‘疏離感’，只會尋章摘句甚至望文生義。”王君超認為，圖書館可以多舉辦一些編讀見面會、分享會、觀點辯論會和新書推介等活動，也可通過“真人圖書館”等圖書理念創新做法，構建起引領高校文化建設的“實體公共領域”。

  2021年，教育部提出要鼓勵一批高校試點建設“未來學習中心”，為高校圖書館數字化轉型提供發展契機。“我們應該根據未來教學和科研需要，在提供優質數字資源、打造智慧圖書館方面進行創新，從而建設集智慧服務個性化、教學支援專業化、學習場景多樣化于一體的新型學習空間。”王瓊對此充滿期待。

  從全國范圍來看，相關政策舉措正逐步完善：2020年，中宣部印發《關于促進全民閱讀工作的意見》；2023年，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全國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實施方案》。此外，國家還通過設立專項資金、創新服務載體、建立長效機制等方式凝聚社會多方力量，為青年群體專注閱讀供給源頭活水，讓高校的“萬畝書田”更富勃勃生機。（記者 李曉 本報通訊員 豐瑤）

  項目團隊：李曉、禹愛華、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