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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1/ 29 07:57:46
來源:光明日報

利學生申報、大數據立體“畫像”、加強回訪驗證——精準發放,讓國家助學金“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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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國家助學金,是國家財政為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提供的經濟資助,主要用以解決學生的生活費問題。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發布的《2022年中國學生資助發展報告》顯示:2022年,各類助學金共資助全國普通高等教育學生1380.71萬人次、資助金額499.77億元。

  從2007年設立至今,國家助學金為大量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了經濟保障,幫助其安心完成學業。

  作用如此重大的國家資助,同時也是一項工作量浩大的艱巨工程,操作環節上稍有不慎,就容易引發問題。如何進一步優化國家助學金的評定與發放,確保每一筆資助都用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身上?

  受益群體覆蓋面大,注重公平為主要目標

  接到國家助學金審核電話時,雲南某高校大二學生易理(化名)“有點警惕”。經反覆確認後,才開始回答對方的問題。

  “通話時間很長,問得很細。”易理説。

  問題囊括了家庭基本資訊、年收入情況,甚至包括多久回一次家、乘坐何種交通工具等生活細節。沒過兩天,家裏人也接到了類似電話。

  剛上大一時,易理家裏出現了變故,兄妹也在上學,父母傾盡全力賺錢養家,依然舉步維艱。經過申請、審核、公示等環節,易理被學校評定為“特別困難”。這意味著,他一年可以獲得國家助學金3800元,按月領取。

  易理所在高校2023年有關助學金申報的通知顯示,該校國家助學金名額共7686人,涉及26個學院。

  記者查閱多所高校國家助學金公示名單發現,對于普通規模的高校,國家助學金資助覆蓋面一般超過5000人。可見,受益于這一政策的學生不在少數。

  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曾發布數據:受資助學生約佔在校學生總數的20%。還有媒體報道,有的高校甚至出現了申請助學金人數少于助學金發放名額的情況。

  近年來,國家又逐步擴大了高職院校國家助學金覆蓋面,並同步提升本科學生國家助學金補助標準。截至目前,國家助學金平均資助標準為每人每年3000元(實際發放非均等,劃分為2~3檔)。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魏建國介紹:“注重公平是整個高校學生資助政策體係設計的主要價值追求。十多年來,全國學生資助金額累計超過2萬億元,實現了資助政策‘所有學段、所有學校、所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

  審核環節更便利,認定標準仍有提升空間

  北京一所高校工科學院輔導員鄭凱旋(化名),剛忙完國家助學金評定工作,該學院每學年評定國家助學金約200人。

  鄭凱旋介紹,對建檔立卡脫貧戶、低保家庭、殘疾人家庭、烈士子女等有明確依據的困難學生認定相對容易,“對那些自己申請,需要核實的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流程相對煩瑣,標準比較模糊”。

  2019年起,教育部調整政策,將高校學生申請資助時需由家庭所在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予以證明的環節,改為申請人書面承諾。

  “這樣做,學生完成申請流程更便利了;但審核時,就少了可以直接印證的材料。”鄭凱旋坦言。

  目前,國家助學金申請與評審工作由高校組織實施,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等級認定,組織評審、復核和公示。

  提出申請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鄭凱旋只能打電話一一核實,“審核的壓力,全部壓到了學校”。一開學,光評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得忙上一個月。

  “高校通過電話審核等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把關作用。但是,要認定一個學生是否家庭經濟困難,仍非易事。”東北師范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劉善槐坦言。

  按照規定,除輔導員外,班主任和學生代表均可參與認定環節。

  因為學生幹部身份,“被認為對同學情況比較了解”的山東某高校學生王卉(化名)作為學生代表,進入本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小組。

  王卉介紹,全班47人,每年約有10人左右申請助學金。對于如何判斷同學的經濟困難程度,她有自己的標準——主要看衣著的品牌、擁有的電子産品數量和在食堂的消費水準。

  “通過學生的日常消費行為來判斷其家庭經濟狀況,雖有相關性,但不能保證絕對的對應性。”劉善槐認為,評估學生的家庭困難程度,關鍵在于度量學生家庭的收入與支出狀況。

  “一些家庭的經濟收入,比如農業生産的收益,不能簡單按自然月、季度或半年進行統計,有些甚至不能按年進行統計。”劉善槐表示,在我國學生資助工作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在客觀上具有復雜性。

  在2019年7月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陳希原表示,學校在審核學生的助學金申請時,要綜合考慮學生的日常消費和影響家庭經濟狀況的有關因素,可採取家訪、個別訪談、大數據分析,以及學生之間的民主評議等方式提高認定精準度。

  在公開評定與保護隱私之間,尋求最大平衡

  “如果不主動説,沒人會知道我是靠助學金生活的。同樣,我也不清楚,班上還有哪些同學領取助學金。”某高校大三學生方依依(化名)説。

  方依依來自西部地區一個低保家庭。她已連續三年獲得國家助學金,但她“從來沒有見到過公示”。她告訴記者,老師一般和她“一對一”聯繫,有時會給她推送一些校內勤工儉學資訊。

  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出臺《關于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學校將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評定的名單及檔次,在適當范圍內、以適當方式予以公示。公示時,嚴禁涉及學生個人敏感資訊及隱私。

  “適當范圍內、以適當方式”,怎麼界定?分寸誰來把握?對此,各個高校標準不一。

  11月,本學年各大高校助學金評定工作基本結束,陸續進入公示環節。記者調查發現,有的公示范圍只限于經濟困難學生群體,在這些學生所在微信群裏發送名單。

  不過,不同高校在把握“公示范圍”上,也出現了“兩個極端”:有的如方依依經歷的那樣,老師“一對一”聯繫;還有的,面向全體師生進行公示。

  近期,江西某高校將擬獲2023—2024學年國家助學金的學生資訊在學校官網上公示。公示內容除學生姓名、學號外,還有擬獲資助等次。土木建築學院公布了249名學生家庭經濟困難類型,“孤兒”“脫貧不穩定家庭”等赫然在列,甚至還出現了“低保邊緣人”的説法。

  “公示的內容應該只限于‘名單’和‘檔次’,不能隨意擴大,要注意保護學生敏感資訊和隱私。”魏建國認為,如有人對公示內容有意見,可到院係評定部門去查看相關材料,不宜將學生資訊全部公開。

  “在一定程度上説,助學金評定過程的公開透明與保護學生隱私之間存在矛盾。該公示的是助學金評定細則,比如賦分規則,而不是學生個人資訊。”劉善槐認為,如果大家對評定細則無異議,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對號入座”,每位助學金申請者的總得分,就可以一目了然。“這樣,可在評定過程公開與保護學生隱私之間,達到最大平衡。”

  大數據“畫像”,科學指標體係和回訪驗證不可少

  助學金到底應該怎麼評?在“擴大國家助學金資助范圍”的政策指向下,精準資助更顯迫切。

  一些高校利用大數據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立體“畫像”、精準識別,探索實施更加“隱形”的資助方式。

  11月14日,安徽師范大學依靠本校自主研發的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向763名考研的家庭困難學子發放暖冬生活補助,共計46.32萬元。學生無須申請,學校直接將補助打入其飯卡中。

  這一平臺關聯了校內學工、教務、總務等8個部門的11個業務係統,採集了學生的家庭及在校數據,建立了可量化的評定指標體係。

  “數據庫裏的基本數據是基礎,如果庫裏的數據不準或者不細,此後的一係列賦分、評定結果都會發生偏差。”安徽師范大學學生工作處副處長項家春介紹,一開始收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訊時,數據庫裏需填寫的住房資訊,只分為城市住房和農村住房兩類,優化後,僅農村住房就分為樓房、平房、瓦房、土坯房等。

  “但是,住平房的學生一定比住樓房的學生生活困難?也不見得。”項家春提出修改意見,于是,又增加了填寫每人平均住房面積的要求。

  “現在,這個指標體係既能區分學生是否家庭經濟困難,又能區分不同困難等級。”項家春表示,數據庫關聯的學生資訊實時更新,困難等級每年同步更新。

  除安徽師范大學外,南京理工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也採用了大數據分析,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生活補貼。

  “此類數據平臺能夠讓評定工作更加便捷高效,但評價結果是否客觀合理,還取決于評價模型的科學性。”劉善槐提醒,選取的指標能否直接反映家庭收入狀況?整合指標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很多因素要考慮。

  “做好家庭困難學生資助工作,要制定符合本地本校特色的實施細則。同時,線上線下結合做好核實,主要‘抓兩頭’,對申報資訊存疑的學生和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進行實地回訪。”項家春介紹,該校每年隨機抽取一市一縣進行實地回訪。

  2023年暑假,安徽師范大學派出8個回訪工作組,對該校來自淮南市的143名家庭困難學生進行回訪驗證。驗證後,調整困難等級1人,其余142人的線上認定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符,精準度達99.3%。

  在前述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陳希原特別強調,要加強誠信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交申請時,一定要如實反映情況。“對于發現的弄虛作假行為,一定要嚴肅查處,不僅要收回資助資金,還要在一定范圍內、以適當方式對其進行批評教育。”(本報記者 陳鵬)

【糾錯】 【責任編輯:劉子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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