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文物局、重慶市文物局將包括武勝城遺址在內的川渝20座山城遺址納入川渝宋元山城體系,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
事實上,自2020年4月起,重慶釣魚城遺址與四川相關遺址就已聯合開展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工作。川渝兩地近年來就宋元山城體系聯合申遺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
川渝宋元山城體系現狀如何?川渝宋元山城體系為何要聯合申遺,又該如何申遺呢?
依山就勢修築山城
構建“山城戰略防禦體系”
公元13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帶領蒙古騎兵,克西夏、滅金、敗宋、降西域,鐵蹄踏遍歐亞大陸。
在宋元戰爭中,蒙古鐵騎原計劃從四川沿長江順流而下席捲江浙,即“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然而,這一計劃卻在四川地區受阻長達近半個世紀。
史學界普遍認為,南宋在川陜地區岷江、沱江、嘉陵江、長江流域的險要之處,依山就勢修築山城,構建起“山城戰略防禦體系”,是拉鋸這場戰爭的關鍵。蒙軍也被迫採用這種作戰方式,修築了武勝城、毋章德城等10余座山城,步步為營,打起了持久戰。
每一座宋元山城,都有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重慶市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會長袁東山介紹,蒙哥折戟釣魚城,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産生了深遠影響,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有很多。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失敗,南宋最後一個皇帝趙昺投海自盡,南宋至此滅亡。然而,四川興文凌霄城的800名守軍卻堅持繼續戰鬥。
凌霄城三面峭壁,上山的古道寬僅30厘米左右,一邊陡壁、一邊懸崖。“攻城只能一個個排隊上,所以凌霄城軍民才能以幾百人之力堅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周科華介紹,公元1288年,蒙軍再次集結30萬軍隊,在當地降軍的配合下,最終攻破凌霄城,守城軍民全部戰死。
涪陵龜陵城,同樣在南宋滅亡後堅持抵抗。龜陵城最後一任都護王仙,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抱定“與涪州衙署共存亡”的決心,在西門與蒙軍決戰,最後自刎而亡。
合江神臂城,因其整體地貌猶如一隻大而長的臂膀伸入長江而得名,扼長江水上咽喉,曾是瀘州治所。蒙軍攻入瀘州後,軍民依山築城固守34年,戰事慘烈,《元史》對神臂城之戰記載達67次之多。
萬州天生城地處萬州城區西北一公里處,南臨苧溪河與長江交匯處,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公元1276年7月,南宋降將楊大淵之侄楊文安再圍萬州,守將上官夔在外城陷落、元軍攻入內城後,繼續堅守了53天,最終在巷戰中力盡而亡。
“遍佈川渝的這些山城,相互呼應,充分利用了四川盆地特殊的地貌及地理優勢,形成了一個全面立體的山城防禦體系,堅持抗元長達53年之久。”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白九江介紹,這些山城也使得四川地區成為南宋堅持抵抗時間最長、被蒙古人最晚征服的地區。由於四川抗蒙山城久攻不克,蒙軍不得不改變其最初“取蜀滅宋”的戰略,自鹹淳七年(1271年)起改向荊襄地區進軍,由漢水渡江以滅南宋。
川渝宋元山城曾有百餘座
考古發掘不斷取得新成果
“史料記載,川渝宋元山城曾有百餘座,主要分佈在長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渠江流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萬泉介紹,四川境內的宋元山城數量多、範圍廣,目前雲頂城、神臂城、武勝城等部分山城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定進展。
雲頂城雄踞於成都金堂縣淮口鎮雲頂山頂,東扼沱江金堂峽之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南憑水磨溝深谷與懷安軍舊址相通,北守成都至潼川府之要道,為東西川之要衝,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目前考古發現,雲頂城遺址周長近7200米,面積約1.5平方公里,共發現城門遺跡7處,北門、甕城門及長寧門保存完好。此外,神臂城初步明確了地面建築遺存的性質和年代,勘查出不同區域的宋元文化堆積,為下一步正式考古發掘打下了基礎。
重慶地區的山城防禦體系考古發掘工作,除合川釣魚城遺址和老鼓樓衙署遺址外,雲陽磐石城、南川龍崖城遺址、萬州天生城遺址、忠縣皇華城遺址等考古工作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今年初,釣魚城遺址又新發掘揭露了一批南宋末年規模宏大建築群,有效填補了該區域宋代文化遺存的空白,為釣魚城宋元戰爭山城防禦體系、分區布局和結構功能研究提供新證。
忠縣皇華城已發現城門、墩&、採石場、墓地、水井等各類文物點55處;清理揭露城門、房址、道路、排水溝等各類遺跡71處;出土瓷器、鐵器、銅錢及建築構件等各類器物標本285件,採集土樣、炭樣及骨骼樣品等35袋。如今,忠縣皇華城考古遺址公園已建成開放。
“近年來,重慶境內的宋元(蒙)山城遺址群考古不斷上新,有力助推川渝宋元山城體系聯合申遺。”白九江介紹,萬州天生城發現了漢至六朝遺存,奉節白帝城發現了明代衛所建築,雲陽磐石城發現了早(新石器、商周時期為主)、晚(清至民國)兩個階段的文化遺存等,均在重慶宋元(蒙)山城遺址群考古領域實現了突破。
川渝宋元山城體系
符合世界文化遺産的3項評價標準
根據1977年第一屆世界遺産大會上通過的《實施世界遺産公約操作指南》的規定,初步確定川渝宋元山城體系的突出普遍價值符合世界文化遺産6條評價標準中的3條。
合川區釣魚城申遺事務中心副主任沈剛介紹,其一是川渝宋元山城體系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川渝宋元山城體系是13世紀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東亞最直接、激烈衝突的産物,保存了宋元(蒙)雙方的軍事工程遺跡,為兩種文明間的衝突、交流與不斷融合提供了完整的見證。其所折射出的城池防禦體系建設思想、軍事治理模式和工程設施,是中國古代傑出軍事思想在軍事工程上的集中反映,同時也展現了戰爭雙方基於不同的軍事指導思想,在攻防戰略、戰術方法和工程建造技術等方面的對壘與交鋒。從建造原因的純粹性和當時社會環境的特殊性、現存遺址的可讀性,以及戰爭結果和深遠影響來看,川渝宋元山城體系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具代表性、能夠集中體現13世紀東亞地區不同文明歷史演進格局的軍事遺産。
其二是一種建築、建築整體、技術整體及景觀的傑出範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
川渝宋元山城體系是在特殊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創設發展而成的山地軍事工程,系統集成地展現了傑出的軍事戰略選址、多重縱深的防禦體系、水陸戰爭結合的綜合布局、攻守兼備的戰略思想、軍民一體的軍事制度以及完善的後勤保障系統,且在殘酷的戰爭中實現了長期堅守並較好地保存至今,反映了山地戰爭極端環境下的人類生存智慧,成為熱兵器大規模運用於戰爭前世界範圍內野戰壁壘築城技術的一大創舉和山地軍事防禦體系的卓越典範。
其三是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
在川渝宋元山城體系中,釣魚城與蒙哥汗之死直接相關,對13世紀蒙古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徵略産生了深遠影響。包括釣魚城在內的眾多川渝宋元山城存世大量的題刻與碑刻,展現了自宋元(蒙)戰爭後多個世紀以來與宋元(蒙)之戰有關的信仰、文學、藝術的發展。
從世界文化遺産真實性、完整性的標準來看,川渝宋元山城體系遺産構成要素完整且保存完好,能真實反映歷史價值,展現了川渝宋元山城的發展和演變,並受到足夠面積的緩衝區的充分保護,真實性和完整性程度很高,完全符合《實施世界遺産公約操作指南》對申遺項目的要求,具備列入世界遺産所必需的突出普遍價值。
包含山體、水體等自然環境要素
川渝宋元山城體系以系列遺産申遺
袁東山介紹,近年來,川渝兩地文物部門和文物考古研究機構在宋元山城資源調查、保護和研究等領域取得了重要工作進展,為聯合開展申遺工作提供了基礎條件。
“宋元山城主要分佈在川渝兩地,聯合申遺可以挖掘每個山城在價值上的獨特性和共同性,細化防禦策略和智慧,從而使整體研究更充分,價值論述更具體、更加完整地講述山城作為區域性防禦工事發揮的功能和價值意義。”不少專家認為,聯合申遺可以從更大的區域性視角進行價值論述,從“單體申遺”到以系列山城進行申遺,在展示中國古代的選址布局理念、防禦策略和營建智慧更具有完整性和説服力,有利於表達宋元山城的突出價值。
此外,川渝宋元山城體系聯合申遺,還有利於改變國際社會以西方“現代地理學”概念和標準來理解中國古代的慣性,有利於從歷史的視角解釋古代中國對自然環境的認知和理解,能夠體現古代中國適應自然、因地制宜的理念,有利於突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值。
“宋元山城與13世紀宋蒙在西南地區的衝突與融合相關,不同文化因素在山城碰撞、交融,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包容性,印證了我國各民族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文明進程,有利於體現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袁東山&&,川渝宋元山城體系體現了古代中國獨特的防禦理念、人地關係和對自然的理解,是防禦性工事的典範,在今天仍作為文化遺産繼續發揮作用,成為當地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利於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實的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
川渝專家認為,川渝宋元山城體系不僅包含遺址,也包含山體、水體等自然環境要素,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紀念物、建築物、遺址的概念,因此應該以系列遺産申遺。
“世界範圍內的其他山城以單體防禦和組合防禦為主,在空間範圍和防禦方式上與川渝宋元山城防禦體系不同。”沈剛介紹,世界範圍內的大多數山城強調的是“城”自身的堅固和完備,如歐洲的堡壘強調的是城堡、箭塔、城墻等城防設施本身的高聳與堅固,雖然同樣擁有依山就勢的整體規劃,但城墻圍合的空間範圍並不大,基本上是把一個山頂或&地進行圍合,更注重復雜、精巧的建築設計,其修築耗費巨大,修築時間也相對較長。
川渝宋元山城普遍具有人工構築與自然要素高度融合的特徵,更側重於“山”,將山水等自然要素的防禦作用發揮到極致,而人工構築起到了必要的增補作用,顯示出充分運用自然的防禦智慧,體現出對地形的把握和運用。
此外,川渝宋元山城營建以節約成本的技術、快速營造的智慧、實用主義的特徵,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的理解及人文觀念。
不僅如此,川渝宋元山城與宋元戰爭、蒙古在亞歐大陸的征伐等重大歷史事件具有關聯性,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相關,體現出了強烈的人文精神和歷史底蘊。
因此,專家建議川渝宋元山城體系申遺定位為:區域性、整體性的防禦山城;與西方堡壘式建築卓然有別的選址布局策略和營建智慧,體現了根植於傳統的人文觀念;從避亂之地到精神之所,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民族融合、形成統一國家的過程。記者 陳維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