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耳他瓦萊塔，人們裝扮成古羅馬騎兵參加演練

文/方曉志

編輯/黃紅華

　　當前，俄烏衝突進入新一輪激烈交鋒。9月6日晚至7日凌晨，俄軍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基輔的烏政府大樓自衝突爆發以來首次遭到打擊。面對高密度火力，烏克蘭加緊尋求外部支援。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裏烏斯9日在“烏克蘭防務聯絡組織”會議上宣布，將向烏克蘭提供兩套完整的“愛國者”防空系統，首批發射車已交付。分析普遍認為，在停火協議尚未出現之前，俄烏雙方的攻防拉鋸仍將延續，甚至趨於白熱化。

　　這場衝突，既是當下國際政治角力的縮影，也是人類戰爭史上“矛”與“盾”永恒對抗的當代表達。戰爭作為人類文明進程中最古老、最殘酷的活動，從未脫離進攻與防禦的此消彼長：進攻方憑藉武器優勢和戰術創新尋求突破，防禦方則依託工事體系與戰略韌性頑強抵禦。

　　這種“矛盾之爭”並非停滯，而是隨着技術革新、時空格局和戰略思維的更迭而不斷演進，形成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軌跡。它不僅揭示了軍事技術的代際更迭，更折射出人類在衝突與危機中展現出的頑強適應力與持續創新力。

冷兵器時代的攻防博弈

　　在古代戰爭中，攻與防主要表現為物理層面的直接對抗，雖手段相對簡單，卻已展現出“矛”與“盾”之間相互克制、循環強化的鮮明特徵。進攻方依靠兵力優勢、銳利武器和戰術機動，防禦方則借助地形險要、堅固工事和持久耐力。這種對抗在歐亞大陸各文明中反復演繹，塑造了古代戰爭的基本形態。

　　冷兵器時代的進攻之“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近距離格鬥兵器的破甲能力，如希臘長矛、羅馬短劍等；二是遠程打擊武器的殺傷半徑，如埃及複合弓、中國弩機等；三是攻城攻堅裝備的突破效能，如亞述攻城錘等。公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大帝在伊蘇斯戰役中，通過馬其頓長矛方陣與騎兵側翼的協同進攻，成功擊破波斯大軍，彰顯進攻戰術的優越性。在這場戰役中，亞歷山大巧妙利用馬其頓長矛方陣的密集隊形和強大的衝擊力，以及騎兵的機動、靈活優勢，形成對波斯軍隊包圍和打擊。波斯軍隊雖然佔據人數優勢，但缺乏有效的防禦和反擊手段，最終被亞歷山大的軍隊擊敗。

　　防禦之“盾”則表現為：一是固定防禦工事的屏障功能，如耶利哥城墻、中國長城等；二是個人防護裝備的保命作用，如希臘青銅甲、羅馬鎖子甲等；三是防禦陣型的抗擊能力，如斯巴達盾墻、羅馬龜陣等。公元前480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一世在溫泉關憑藉險要地形和重步兵方陣，以少勝多阻滯波斯軍隊，展現出防禦的戰術價值。在這場戰役中，列奧尼達充分利用溫泉關的狹窄地形，將斯巴達重步兵方陣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波斯軍隊儘管人數眾多，但在狹窄的通道中無法展開隊形，只能與斯巴達士兵進行一對一的戰鬥。斯巴達士兵憑藉強大的防禦能力和頑強的戰鬥意志，成功阻擋了波斯軍隊的進攻，為希臘聯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到了中世紀，戰爭攻防呈現出新特點。歐洲很多新建的城堡建築，特別是諾曼底式的石制城堡，通常配備箭塔、雉堞和吊橋，使得進攻方無法採用傳統的攻城方式，只能長期圍困，例如1215年英國“無地王”約翰一世率領大軍，攻打威廉·阿爾比尼爵士所率軍隊防守的羅切斯特城堡，儘管在裝備和人數上都佔據優勢，但由於城堡堅固，經過近兩個月艱苦的圍攻，才迫使缺糧的羅切斯特城堡投降。

　　針對這種新變化，戰爭中的進攻技術也在進步。例如在11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期間，來自西歐的基督教軍隊使用巨型扭力投石機，投射百公斤重的石彈摧毀城墻；在1241年的萊格尼茨戰役中，蒙古軍隊利用其高度機動性實施迂迴包抄戰術，避開敵方固定防禦優勢，用輕騎兵閃電擊潰了歐洲重甲騎士。

　　到13世紀，火藥傳入歐洲，戰爭的攻防轉換進一步螺旋式提升。1495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率軍攜青銅攻城炮入侵意大利，正式宣告城堡時代的終結，但防禦方採用低矮厚重的土石結構配以傾斜墻面，仍然有效抵禦了炮擊，驗證了古代攻防博弈始終遵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規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戰爭中，勝與負受到非技術因素的影響也很大。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的成功不僅靠馬其頓長矛，更得益於從內部分化瓦解敵方的政治手腕；公元前3世紀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脈發動奇襲，體現的是戰略機動而非單純武力優勢。這表明，“矛”與“盾”的對抗早已超越器物層面，成為融入戰略智慧的整體較量。但總體上，受限於技術條件，古代戰爭中攻防之間轉換較為緩慢，但對抗驅動了軍事技術與戰術理論不斷協同進化。

這是 1916 年英國士兵在索姆河戰役中前進的資料照片

工業革命後加速演進

　　與古代戰爭相比，現代戰爭中的攻防在工業革命催化下發生了質變，機械化、科技革命和總體戰理念使“矛”與“盾”的對抗擴展至陸海空天電多維領域，戰爭的規模、強度和複雜性均呈指數級增長，這也使得攻防之間優勢轉換的頻率顯著加快。在現代戰爭中，進攻方追求火力毀傷與機動突破的極致化，防禦方則發展出縱深防禦、體系抗毀和技術反制的新模式，技術突破往往成為攻防易位的直接推手，螺旋式上升演進特徵愈發凸顯。

　　現代戰爭中的攻防博弈始於拿破侖戰爭。1805年，法國通過全民徵兵制實現兵力優勢，配以格裏博瓦爾式野戰炮的機動火力，打出了經典的閃電戰——烏爾姆戰役。此役中，拿破侖充分利用法軍的兵力優勢和機動火力，通過快速行軍和精準炮擊，迅速擊潰了奧地利軍隊的防線，取得戰役的勝利。其後的防禦革新也隨之而來：1863年，在美國內戰時期的葛底斯堡戰役中，北方軍隊充分利用塹壕工事和線膛步槍的優勢，成功阻擋了南方軍隊的進攻，使得皮克特衝鋒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槍、鐵絲網和重炮的組合使得西線戰場陷入長期的陣地戰僵持，進攻方面對強大的防禦工事，往往難以取得有效突破，直至1916年索姆河戰役中坦克首次被使用，標誌着新式“矛”終於誕生。雖然當時的坦克技術水平還比較低，但它仍然展現出強大的突破能力，能為進攻方打開一條通道。在其後發生於1917年的康佈雷戰役中，英軍通過空地協同作戰，利用飛機的空中優勢和坦克的地面突破能力，成功突破德軍防線，取得戰役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現代戰爭的攻防轉換推向新高度。在1940年的法國戰役中，德軍發動閃擊戰，整合裝甲集群、斯圖卡俯衝轟炸和無線電指揮等多種作戰手段，迅速突破了法國苦心經營的馬奇諾防線。

　　作為防禦方的同盟國迅速做出回應：在1940～1941年的不列顛空戰中，英國通過構建雷達網、戰鬥機指揮部和防空炮群組成的綜合防空體系，有效阻擋了德國空軍的進攻，保衛了英國本土。而蘇聯通過發展大縱深防禦理論，採取戰略後退和焦土政策，消耗德軍的進攻力量，為最終的反攻創造了條件。二戰後期，核武器的出現幾乎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攻防邏輯，原子彈的毀滅性威力似乎使得防禦看起來完全失去了意義，這種情況直到核威懾理論的出現，才將防禦轉化為“相互確保毀滅”的心理博弈。

　　冷戰時期，攻防博弈呈現出典型的不對稱特性。美蘇在競相發展核武庫的同時，常規領域的戰爭模式也在持續創新。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埃及軍隊用“薩姆-6”導彈與RPG火箭筒構建防空反坦克火力網，初期重創以軍裝甲部隊，但以軍很快通過電子對抗和戰術調整逆轉局勢。這種攻防快速轉換體現出現代戰爭對技術的高度敏感。

　　冷戰結束後，信息化革命再度改變了攻防博弈規則。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軍充分展現“信息化長矛”的威力，F-117隱身戰機與“戰斧”巡航導彈精準穿透伊拉克防空體系，伊方幾無還手之力。為應對這種不對稱戰爭，防禦方也逐漸找到了反制手段：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南聯盟使用簡易偽裝和機動發射裝置，部分保存了軍力；在2001年之後的阿富汗戰場上，塔利班採用IED（簡易爆炸裝置）和山地遊擊戰，部分抵消了美軍的技術優勢。

　　縱觀現代戰爭中的攻防博弈演進，可見三大特徵：一是技術迭代加速優勢轉換頻率，二是博弈維度從物理域擴展至信息域認知域，三是攻防界限日趨模糊。在這一過程中，機槍的防禦優勢被坦克突破，雷達的預警能力被隱身技術削弱，而當前高超聲速武器的發展又使現有反導系統面臨過時風險。這種“技術突破-防禦適應-再突破”的循環，使現代攻防博弈宛如永不停歇的軍備競賽。

美國F－117“隱形”戰鬥機

智能時代被重新定義

　　在人工智能、高超聲速技術、太空系統和生物工程等顛覆性科技的衝擊下，未來戰爭的攻防博弈正邁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智能時代。在這個時代，“矛”與“盾”的對抗範式被重新定義，技術驅動將成為攻防易位的核心引擎，博弈空間延伸至網絡、太空、認知和基因等新領域，呈現多域融合、人機協同、智能主導等特徵，進攻與防禦螺旋演進的強度將持續提升，優勢轉換的頻率也將進一步加速。

　　在高超聲速作戰域，進攻性的“矛”正獲得顯著優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由於速度快、突防能力強，高超聲速武器被稱為繼螺旋槳、噴氣推進之後航空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性成果，包括俄羅斯“先鋒”在內的飛行速度超過5馬赫的超高聲速導彈幾乎能夠突破當前所有反導系統，憑藉先進的機動變軌能力，使傳統的預警和攔截手段失效。此外，高超聲速鑽地彈、偵察機、轟炸機等也相繼亮相。這些武器的出現，可以使進攻方在短時間內對敵方的關鍵目標進行精確打擊，從而獲得戰略優勢，這將極大地改變未來戰爭的面貌。

　　面對這種新情況，防禦技術也在迅速跟進。洛馬公司正在進行的“宙斯盾”激光武器試驗結果表明，100千瓦級激光器能夠有效燒蝕高速目標的表面，能夠在短時間內攔截和摧毀來襲的高超聲速導彈，這將為防禦方提供一種新的手段。此外，太空基傳感器星座、定向能武器和人工智能輔助預測算法正在構建新一代攔截體系。

　　網絡戰域將成為未來戰爭中攻防易位最為頻繁的領域之一。量子計算技術一旦實用化，將能夠在瞬間破解現行的加密體系，將關鍵基礎設施暴露在網絡進攻之下。而人工智能生成的自主惡意軟體能夠自適應地滲透電網、金融網和軍事網絡，對敵方的指揮控制系統造成嚴重破壞。這些技術的發展，使得網絡攻擊的手段更加多樣化和隱蔽化，也使得攻擊方能夠在短時間內對敵方的網絡系統進行大規模的破壞和癱瘓。

　　但防禦技術也在同步躍遷。量子加密傳輸技術能夠實現理論上的絕對安全，為網絡通信提供一種新的加密手段；神經網絡異常檢測系統已經能夠實時識別“零日攻擊”，及時發現並阻止網絡攻擊的發生。未來，網絡攻防將呈現“算法對算法”的自動化對抗特徵，攻擊方和防禦方將在毫秒級的時間內進行激烈的博弈，爭奪網絡空間的控制權。

　　太空戰場將成為未來戰爭攻防博弈的新高地。進攻方採取的手段包括共軌反衛星武器、定向能致盲裝置和太空捕獲機器人等，這些武器能夠在短時間內破壞和癱瘓敵方衛星系統，從而獲得太空優勢。例如，美國發展的X-37B空天飛機始終是太空軍事化議題的焦點，自X-37B誕生以來，其已經完成多次技術測試和試驗，包括激光通信和戰略級量子慣性傳感器。有分析人士指出，X-37B將為美國未來可能部署天基打擊&&提供便利。而激光、粒子束、微波等新型武器的相繼出現，也將使太空作戰的進攻手段更加多樣化和複雜化。

　　與此對應，太空領域的防禦手段也在不斷進化。2022年，美國太空軍專門組建了“第19太空防禦中隊”，重點發展衛星機動規避、在軌服務與修復技術。同時，美國新一代空間目標監視雷達系統“太空柵欄”也已啟用，能夠通過相控陣雷達追蹤毫米級碎片，為太空防禦提供了一種新的手段。這些新手段都將使太空攻防陷入“先手優勢”與“彈性恢復”的循環競賽，將極大地改變太空作戰格局。

　　（作者為國防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