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
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抵達“汗八里”時，宮城剛剛封頂。他目睹了一座東方大都會的誕生。
“汗八里”即元大都，意為大汗之城。
橫跨歐亞、邁逾前古的大蒙古國正值壯年，元世祖忽必烈認為，“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巨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1267年，他決定在原金中都的東北郊、以琼華島為中心，營建一座新的都城，史稱“元大都”。北京從此成為全國政治中心。
右擁太行，左挹滄海。馬可·波羅讚嘆，“世人佈置之良，誠無逾於此者。”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稱此處是“世界上最莊嚴的城市之一”。為了尋找這個“無限商機”之所，哥倫布推動開啟了大航海時代。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都城史中，元大都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的都城，也是最後一座不在以往舊城基礎上改建、平地規劃建造的都城。雖然存在不到百年，卻凝聚了幾千年的城市規劃思想，對後世産生深遠影響。
此後700多年，元大都被壓在明清北京城下，直到有人將浮土掀開一角——1964年到1974年，元大都考古隊第一次對元大都進行了較系統的考古勘查。
時隔半個世紀，2024年，《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報告》出版。
面貌不清的“大汗之城”
公元1324年，69歲的馬可·波羅臨終前，朋友要求他刪掉書中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謊言”，否則靈魂無法前往天堂。
《馬可·波羅行紀》風一樣席捲了當時的歐洲，可因為一些“疏忽遺漏”，真實性一度受到質疑，有人認為馬可·波羅從沒到過中國，是個招搖過市的騙子。
奄奄一息的馬可·波羅是這樣回答的：“我所説的，還未及我親眼所見的一半。”
沒有太多機會證明他的話了。公元1368年，明將徐達率兵攻取元大都。明清兩代北京城累經改建增築，元大都三分之二的面積被後來的明清北京城疊壓，面貌不清。
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沒有一幅元大都城址實測圖。當北京老城被譽為“人類在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深深地沉浸在禮儀規範和宗教意識之中”，人們並不確定這種規劃是何時形成的。元明清時期遺留下一些古代文獻，元大都外郭城的方位和四至基本確定，可文獻關於元大都城市形制的記載多是斷片的，尤其看不出整個城市規劃的概貌。
最關鍵的，是元大都中軸線的劃定。
北京城的子午中線與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並不重合，略向西偏。很長一段時間，主流觀點認為元大都中軸線在明清北京城中軸線之西，即今舊鼓樓大街南北一線。主要依據是《春明夢余錄》中的記載：永樂十五年“改建皇城於東，去舊宮可一里許”。
上世紀50年代，不同的聲音出現了。清華大學教授趙正之認為，元大都的中軸線即明代的中軸線，兩者相沿未變，北京內城東西長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舊街。
他的理由是，很多人都認為“舊宮”是指元朝的大內，但在永樂十五年修建宮城時，元大內早已拆除，所以舊宮不是指元大內，而是指的燕王府。後世學者考證，燕王府在元大內，這裡講的舊宮當指拆元大內造紫禁城時永樂帝在西苑造的臨時性的宮所，即永樂西宮。
趙正之還拋出另一個證據：舊鼓樓大街向南延長，正穿過中山公園五色土，五色土南有許多古柏樹，約金元時期種植。如果元大都的中軸在此，這些古柏正在大都麗正門北到欞星門之間的千步廊上。可是，至今沒有發現記載元大都千步廊上種過柏樹的文獻。
上世紀60年代初，趙正之患肺癌，無力寫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學家宿白的建議下，他們的學生、剛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徐蘋芳每週到醫院一次，記錄下趙正之的口述。
這是關乎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及其承載的思想的重要問題。究竟哪種觀點正確，有待新發現特別是考古發現來判斷。
正值繪製北京歷史地圖，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續到近代，繪製並不難，唯獨元代難以確定。1963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組成元大都考古隊，後來成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徐蘋芳主持勘查發掘工作。
可如何在北京這樣一座古都開展考古，又是從未遇過的挑戰。
徐蘋芳指出，中國古代城市遺址就保存形態而言可以分成兩類：第一種，處於田野中的早期城市，可以按常規的考古學方法進行鑽探發掘。第二種，城市在原址使用時間很長，古代城市遺跡處於現代城市地下，很難進行大面積的勘探發掘。他將其稱為“古今重疊型城市”，唐宋以後的城市多屬於此類，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此之前，對於“古今重疊型城市”，沒有主動進行考古發掘的先例。這是個意義重大的挑戰。“古今重疊型城市”佔了整個中國歷史時期城市的後半段，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考古方法，等於將中國歷史時期城市的考古放棄了一半。
幸運的是，元大都還有三分之一沒有被後世城市建築疊壓，明初廢棄後，成為郊野。
上世紀60年代，北京北郊仍能看到元大都北城墻“ㄇ”形的土丘遺跡，後來加入元大都考古隊、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蔣忠義常騎車去轉悠。“夯土城墻高得很，起碼還得有個六七米高。”他記得，“保存最好的是元代東北城墻。”
徐蘋芳決定，從這裡開始。
元大都復原圖誕生
“徐蘋芳先生比較重視城市的布局，街道布局、胡同多少米一條，是不是跟文獻記載一樣。”蔣忠義説，第一步就是把這些搞清楚。
考古工作開始不久，他們就將目光投向了中軸線。時隔近60年，85歲的蔣忠義依然記得清楚，“我們在進行這項考古鑽探時是十分慎重的，對擬定的兩種觀點中中軸大街所經過的地方都進行了全面詳細的鑽探”。
從舊鼓樓大街南口向南，沒有發現任何路土痕跡。“這説明，舊鼓樓大街以南不存在南北向的大街，實際上也就否定了以舊鼓樓大街南北一線為元大都中軸線的傳統説法。”蔣忠義説。
在景山山後正中，他們發現了“千層餅似的”土層，這是路土的特徵，説明這是一條南北向的大街，測得東西寬約28米。這條大街正從元大都宮城正北門厚載門遺跡的正中穿過，向北與今地安門內大街銜接，北對今天的鼓樓。
報告寫道：“鑽探結果證明，趙正之先生提出的元大都城中軸線即明清北京城中軸線，兩者相沿未變的論點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考古隊開始在明清北京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內，也就是安貞門南北大街以東、光熙門東西大街以北的範圍內鑽探元大都的街道遺跡。
即使在今天，開車環行這裡也要一兩個小時。當時除了零落的村莊，全是荒地，尋找地下的“汗八里”，全靠“一鏟一鏟地探”。
一戳、一帶，觀察判斷探鏟帶上來的土質、土色。密的時候，六七公分就要打一個。每鑽探一段要再打探溝，觀察剖面來復證。“説説容易，但探的話很難。”蔣忠義説。
幾片地點經常同時作業，一組城東，一組城西，為了及時發現蛛絲馬跡，徐蘋芳騎着自行車兩頭跑，到了中午就在路邊找個茶館，從包裏掏出火燒就茶吃。有時乾脆不吃。後來參加元大都考古隊的黃秀純覺得，“徐先生正是因為吃飯沒規律把胃吃壞了”。
隊員們也要繞道很遠，才能在荒野中找到一家飯舖。田野補助每日2毛，要有飯舖開具的“誤餐報銷憑證”才能報銷。麻醬面貴，他們就吃一斤白湯麵條。老在土路、石子路上走，蔣忠義半年就得換一次車胎。
打了四五年，他們將所有探點連了起來，一片恢弘的路網從荒草之下浮現出來——從光熙門大街至北順城街之間，排列東西向胡同22條，這與今北京內城從朝陽門(元齊化門)至東直門(元崇仁門)之間排列22條東西向的胡同是相同的。
徐蘋芳得出結論：“今天北京內城的許多街道和胡同，仍然基本上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舊跡。”
長期關注“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的雲岡研究院院長杭侃説，一個古代城市有構成要素，如城墻、城門、主要建築、街道等。元大都考古將元大都的關鍵要素，整個框架系統、街道系統弄明白了。
1972年，在元大都考古隊發表的論文《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中，一幅建立在考古實證基礎上的元大都復原圖面世。1986年，復原圖進一步完善。
建成700多年後，舉世聞名的元大都擁有了自己的“肖像畫”。
一條南北中軸線南起麗正門，直抵位於城中心的今天的鼓樓，全城的街坊、壇廟、官署等沿中軸線東西均衡分佈。大都從內到外，是由宮城、皇城、外郭城套合組成的重城式布局，共有11個城門，街巷經緯分明，相對的城門之間貫通有寬廣筆直的大道，南北向主乾大道的兩側等距離排列着東西向的胡同。
在今天北京的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等地，依然能感到這種規劃的莊嚴。這很難不讓人想到馬可·波羅的描述：“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佈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
對大都的規劃同時深入到街道、居住區的用地劃分之中。元大都相鄰胡同的間距皆相等，合元代50步，約77米。大街、小街的寬度成比設計。胡同內的土地以8畝為一份規整劃出。
徐蘋芳進一步指出，元大都符合《周禮·考工記》的規定。
這本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經典著作，描繪了古代都城的理想模式：“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元大都主要衙署集中在皇城南部，即所謂“面朝”。皇城北面市場林立，即所謂“後市”。坐北朝南，太廟在宮城之左(東)，社稷壇在宮城之右(西)，正符合“左祖右社”。
元代之前，沒有一座都城完全按照《周禮·考工記》的布局要求建造，對這套來自儒家經典的都城規劃思想體現得最為徹底的，是游牧民族營建的元大都。
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評價元大都的締造者忽必烈：“在亞洲的其他地區成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在中國，他企圖成為19個王朝的忠實延續者。”
延續至今的元大都街巷布局
在《想北平》中，老舍這樣描述這座他深愛的城市：“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
這種感覺從何而來呢？
1972年，元大都考古工作進入第二階段，配合北京地鐵二號線基建工程，以及隨之而來的拆除北京城墻。“不像現在從地底下走，那時候修地鐵是大揭蓋，從上到下30米。”黃秀純説。
挖着挖着，地上突然出現了元代薄磚、雕花構建。考古隊驚喜地發現，這是一處少見的元代居住遺址。
這座後來被稱為後英房的居住遺址，東西寬已突破89米，南北殘長30米，是一座十分講究的大型住宅，雖然有別於明清北京典型四合院，但已形成較成熟的合院式布局。
令人訝異的是，200余顆瑪瑙圍棋子散落在地上，鮑魚殼鑲嵌成的螺鈿漆器和新石器時代石斧也遺落在房中。一方紫端石風字硯碎成幾塊，背面刻有“此瑯琊紫金石，所不易得”等銘文。這種石材十分珍貴，米芾曾得一方，高興近狂，稱其“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
種種跡象來看，宅子的主人是匆忙離開的。
大都城破後，為防禦蒙古人反攻，明軍倉促縮減大都北城，僅用一個月另築北墻垣。百姓來不及收拾，很多東西隨房屋一起被埋在城墻下。
隨着城墻揭開，十余處元代居住遺址重現天日：有的房屋樑架被搗毀，山墻還保存二三米高；廟宇中的石碑、旌桿立在城墻之中；黃秀純記得一個龍泉窯的罐子，罐體摔在門檻裏，蓋子骨碌到&階下了。“可想而知當時明政府驅趕居民倉皇遷移的悲慘情景。”
這些居住遺址涵蓋了不同等級階層的建築形式。除後英房這樣的高等級大院落，也有三合院的中等人家，考古隊還發掘出一片低矮密集的小型二合院“單元房”和單間群居院，小的不到8平方米。
在老北京長大的蔣忠義第一感覺是熟悉。“元代（沒錢的）居民跟自己小時候住的條件完全一樣，沒什麼變化。一間房子半間炕，旁邊起個爐灶。”
“別管誰，沒有大雜院。”他説。分佈在胡同內的民宅院落皆坐北朝南，以北為正房，門窗皆面南，冬天背風向陽，採光明亮，居住舒適。每座院落均方方正正，與大都城的形制協調統一。
20世紀初，旅居北平的法國作家謝閣蘭仍在感受這樣的余韻。他在寄給作曲家德彪西的信中，稱北京城是“夢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如今北京內城胡同與四合院的民居建築形式，應是元大都居民宅院的遺痕。”考古報告寫道，“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街制布局一直延續到今天，證明這個街道布局是合理的，它能適應當今現代化城市的交通需要，是中國城市規劃中十分珍貴的遺産，也是北京胡同文化底蘊的根源。”
從中軸線、胡同到積水潭、大運河，隨着考古推進，元大都的珍貴遺産不斷被揭開。
由江南北上的書法家趙孟頫，作詩描繪元大都的景象：“海上春深柳色濃，蓬萊宮闕五雲中。”
“海”便是積水潭，與高梁河、通惠河構成元大都的漕運水系。漕船經元代開鑿的通惠河入大都，停泊於此，舳艫蔽水。雖然明初積水潭逐漸失去漕運功能，但元代截彎取直後的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流淌至今。
1974年，新街口豁口外基建施工時發現元大都海子泊岸碼頭遺址，黃秀純記得，在南北長60米、東西寬40米的黑色淤泥中佈滿“地釘”，上面橫鋪柏木板，木板上再鋪兩層襯枋石。“縱觀其規模，想象當年的海子碼頭是何等雄偉壯觀。”
除了漕運水系，元大都還有由金水河、太液池構成的宮苑用水系，金水河在大都城內的流向文獻記載不清，考古工作第一次將其揭示了出來。
和義門的發現與拆除
1969年，新都暖氣機械廠的工人郭源，接到一個任務——協助拆西直門甕城。他們從西城墻上往下扔磚，開始是明代的磚，扔着扔着發現，底下的一層跟明磚不一樣了，青中透黃，更長更寬也更薄。
忽然，磚下露出一個月牙形空洞。多年後，他在文章中回憶：“我跳進空洞，用力一推，餘下的墻磚呼啦一下倒向東邊，露出一個小城門洞。”
元代的和義門甕城城門，從明城墻裏露了出來。誰都沒有想到。
元大都建設之初並無甕城。至正十九年（1359年），“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主要目的是阻止農民起義軍進攻。明正統元年(1436年)修建京師九門城樓時，將原甕城壓在了新甕城之下。
徐蘋芳第一時間帶領元大都考古隊趕赴現場。蔣忠義跑去請郭沫若來看，“郭老站在城墻上一看，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這真是非常完整”。
關於元代甕城的結構、規模，史料很少，和義門甕城的發現為研究元代甕城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物資料。
城門由內外兩個券洞組成，城樓已毀，尚存木門兩側的“門砧石”和半圓形的鐵“鵝&”，與宋代《營造法式》所記形制完全一樣，為考古發現中僅見的實例。禦防火攻城門時的滅火設備也是我國建築史上前所未見的新資料。
要搞清和義門的建築結構，不能動用挖土機，只能靠人力拆磚挖土，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下屬各研究所的職工輪流到工地參加勞動。徐蘋芳記得，考古所所長夏鼐勞動時，邊清土邊觀察和義門遺跡，趁沒人注意，小聲囑咐他發掘時應注意哪些事情。
這個考古發現太重要了。是保住和義門，還是拆除和義門？
“整體保護，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博物館，全世界都沒有。包括城門樓，包括外頭的甕城，都搞清楚了，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蔣忠義説。
誰也做不了主，最後請示郭沫若。徐蘋芳在《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中寫道：“‘四人幫’垮&後的一次宴請外賓的宴會上，郭老惋惜地對夏先生説，真不應該把元大都和義門遺跡拆毀，當時不敢説這種意見，現在後悔不及。”
拆除之前，要做全面測繪。測繪由考古所郭義孚負責，剛剛接觸考古的黃秀純被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派去協助。他記得，時值隆冬，郭義孚冷得“跺着腳畫圖”，即使這樣，也要按比例“一塊磚一塊磚地畫”。他們希望為這座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甕城，留下盡可能完整的最後的記錄。
拆除過程中，胃病嚴重的徐蘋芳幾乎每天到工地測繪和記錄城門的細部結構，關鍵部分懇請拆除工人放慢速度，改用人力挖磚，便於看清夾在城墻中的木構痕跡。
為了拍出和義門甕城的俯視效果，他們借來北京市第一消防中隊的雲梯車。雲梯升高後晃得厲害，攝影師想出一招——先把相機綁在雲梯上，再把自己綁在旁邊，摸準晃動的節奏連按快門，選出一張最佳上圖版。
最終，和義門結構圖、文字記錄和照片記錄全部取得，所有資料保存至今。
翻開考古報告，每處遺址都留下了盡可能詳盡的“檔案”。“按照測繪圖能復原。”黃秀純説。
徐蘋芳經常囑咐：“一定要多照相片，我們花幾萬塊錢（發掘），將來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別心疼膠卷！”
黃秀純回憶，當時一年的發掘經費大約1萬元左右，他拿着報告去找地鐵工程兵司令部批。“他們説太便宜了，我們挖一立方米就得一萬，你們全年才要一萬塊錢？批了！”
即使如此，經費依然有限。工地沒有辦公室，發掘後英房遺址時，他們用草簾和竹竿搭起一個棚子，擺上大條凳，因為像極茶攤，棚子得一雅號，叫“雨來散”大茶館。
1974年，配合地鐵工程的考古工作全部結束，進入整理階段。
因為“搞過唐代瓷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李德金被請來整理元大都瓷片。為弄清三四萬件瓷片的産地，她跟同事走訪了14個省市，上百個窯口。很多窯口在深山，他們和幾米長的蟒蛇打過照面，為了找到一座土窯，一天翻了50多裏山路。
當時正流行牡丹牌9寸黑白電視機，黃秀純告訴孩子，等報告出版，用稿費買一台電視機。後來幾乎家家有了電視，再後來牡丹牌的“彩色21遙”出來了……但因為種種原因，報告遲遲未能出版。
2011年，原定完稿前夕，徐蘋芳逝世。按他生前要求，當年參加元大都報告編寫且仍健在人員，把報告未完成部分補寫齊。
蔣忠義是主要整理者之一，兩年時間，他幾乎吃住在辦公室，所有資料都用稿紙手寫，摞起來有1米多高。校對完的書稿要送回出版社，怕丟，黃秀純不敢寄快遞，是坐地鐵抱過去的。
這位年紀最小的隊員當年已經70多歲。“我那會兒都70多了，蔣先生還叫我小黃，他説他不一定能見着這報告了，他都80多歲了，囑咐我好好活兩年，一定要見着這報告。”
2024年3月，《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報告》出版。
前言寫道：“元大都考古工作從1964年開始，到報告正式出版，歷經半個多世紀，感受頗多。雖然元大都考古隊成員近一半都已作古，健在的成員也都年過古稀，但編寫報告的最後階段，我們仍按考古要求，力求科學嚴謹，若能對宋元考古有所貢獻，我們也就安心了。”
城市規劃的“東方模式”
“元大都考古在中國城市考古上有示範性。”杭侃説。
通過元大都的勘查和復原，徐蘋芳摸索出一條規律：“一個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後，是很難作全局性改變的。”在前人的基礎上，他提出一套“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
“這對於‘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和保護有重要意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劉未説，古今重疊是中國中古以降城市發展的重要特徵，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中的大多數屬於“古今重疊型城市”。“塞外曠野之上的遼金元城址，開展工作障礙較少，在調查和發掘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果；而內地數量更為龐大的宋元舊城多被今日城市建築所疊壓，考古工作極難進行，研究進展相對緩慢。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古今重疊型城市’的基本特點，運用與之相適合的考古學研究方法就變得非常關鍵。”
循此方法，揚州唐宋城、杭州南宋臨安城等“古今重疊型城市”的規劃布局、復原研究，相繼取得重要進展。
對於為何要重視一座古代城市的規劃，徐蘋芳這樣解釋：“中國古代城市建設有悠久的歷史，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歷程和特點。”
事實上，隨着考古等資料的披露，從探析數術規律到分析設計理念，關於元大都規劃及其承載的文化思想的研究，近年來不斷豐富和深入。
考古報告出版4個月後，當地時間2024年7月2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産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世界遺産委員會認為，這條肇始於元的“北京中軸線”所體現的中國傳統都城規劃理論和“中”“和”哲學思想，為世界城市規劃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中國傳統都城中軸線成熟階段的傑出典範，代表了世界城市歷史中的一種特有類型。
“中國古代城市與歐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質的不同。”徐蘋芳提出，歐洲古代城市的性質是以工商業和市場為主，街道是自由發展出來的不規則形態，這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歷史時期的街區。中國古代城市是政治類型的城市。從公元3世紀開始，城市的建設就嚴格控制在統治者手中，不但規劃了城市的宮苑區，也規劃了居住在城中的臣民住區(裏坊)，對地方城市也同樣規劃了地方行政長官的衙署(子城)和居民區。
“在世界城市規劃史上有兩個不同的城市規劃類型： 一個是歐洲(西方)的模式，另一個則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東方）模式。”徐蘋芳在《北京舊城城市規劃在中國和世界城市規劃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一文中寫道，“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是代表着世界城市規劃史上兩種不同規劃模式中的一種，北京舊城不但是亞洲(中國)城市模式典型的實例，也是尚保存於現代城市中繼續使用大面積古代城市街道規劃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遺産上的價值，沒有第二座城市可以與之相比。”
這位終其一生都在為古城保護奔走的學者，一直在呼籲：“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上要保護中國特有的古代城市規劃的遺址遺痕，才能體現出中國古代城市的格局和風貌”，“要想做好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工作，首先必須弄清楚每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及其城市規劃”。
杭侃指出，因為種種原因，“古今重疊型城市”的考古工作和方法應用得並不普遍，“導致許多地方城市，包括歷史文化名城在還沒有研究清楚其發展脈絡的情況下，就遭到建設性的破壞”。
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古代城市和其中的歷史遺跡，元大都也留下了它的遺産。
大都南城垣西段定基時，正巧要過金初始建的慶壽寺雙塔。為作避讓，忽必烈敕命城墻“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形狀方正的元大都，在靠近慶壽寺雙塔處改築了一小段弧墻。
“我可以預言，若干年後，一個城市中有沒有保留自己歷史發展的遺痕，將是這個城市有沒有文化的表現。”700多年後，目睹了雙塔風姿的徐蘋芳寫道，“考古學家現在正從事的中國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現實意義也正在於此。”（記者 徐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