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江涌潮這一天下奇觀，已廣為人知，然而，涌潮也確實給沿江人民帶來過深重的災難。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曾以文禱神，文中有“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不過，涌潮的危害卻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早在三國時，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便有紹興府“大風海溢”的記載，海寧“平地水八尺”。

　　唐大歷十年（公元775年）七月大風，杭州“海水翻潮，飄蕩州廓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餘戶，死者四百餘人”；鹹通元年（公元860年），錢塘縣（今杭州市的一部分）潮水衝激江岸，“奔駛入城，勢莫能禦”。

　　明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狂風大作，江海橫溢，錢塘江北岸杭州至平湖，“城郭多頹，廬舍漂流，人畜溺死”。海鹽平地水丈余，“溺死男女萬餘人”。

　　颶風拔木浪如山，振蕩乾坤傾刻間
　　臨海人家千萬戶，漂流不見一人還。

　　朱淑貞的這首《海上記事》，便是當時這一慘象的寫照。

　　風暴潮始終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大禍害。每當颱風來臨，又值大潮汛，便會出現強烈的風暴潮。衝擊兩岸堤防，一旦海塘潰決，便會洪流遍野，掃蕩田禾、廬舍，甚至人畜溺死。有幸脫逃而保住性命者，也難免流離失所。潮水即便退卻，已是田土皆鹹，數年不能耕種，荒田殘垣，哀鴻遍地，慘不忍睹。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新中國建立前夕的近千年間，潮災的損失已無法統計。
坍江是錢塘江河口的又一災害。由於河口大多為粉沙土，缺乏粘性，容易被沖蝕，在潮流和山洪的作用下，往往引起岸灘崩塌，大面積坍江。歷史上，一坍數十里的記載也有多次。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八月，鹽官“海失故道，潮汐衝平野三十餘里”，城南幾十里的沙灘全部衝失，江流直逼城下，“蜀山淪入海中”；元代元祐元年（1314年）九月，鹽官海溢，又“陷地三十餘里”。蕭山南沙和紹興一帶，從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至民國初年，共坍失田地38萬畝。當地有“火燒一半，坍江全完”之説。

　　此坍彼漲，往往是一岸坍塌，另一岸又漲出新的沙灘，而沙灘上的鹽民則跟着搬家，時而北岸，時而南岸，處於“十年九搬家”的狀況。比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變遷又不知快了多少。因此，蕭、紹一帶近江人家，有錢不造房，長住茅草棚。

　　何意滔天苦作威，狂驅海若走馮夷。
　　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滄浪鼎沸時。
　　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員嶠立鰲移。
　　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

　　這是宋代齊唐的《觀潮》詩，反映了當時人們認為涌潮乃上蒼、神靈所為，對其無可奈何的情緒。在抗拒涌潮危害的鬥爭中，人們開始在兩岸修築海塘，然而，卻仍然出現潮水破堤毀塘的現象。直到新中國成立，這種狀況才初步得到控制。

　　1974年8月，13號颱風恰巧與天文異常大潮相遭遇，形成強大的風暴潮在浙江登陸，杭州以下潮位突破歷史最高紀錄，有的地方甚至超過歷史最高紀錄1米多。真是“滔天濁浪排空來，翻江倒海山為摧”。然而，由於主塘的穩固，涌潮危害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60年代以來，錢塘江兩岸未發生過主塘潰決的現象。沿江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一幢幢樓房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 然而，要徹底馴服涌潮，讓它造福於人類，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