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招天下客，譽從信中來”，這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中有關商業道德的精髓。今天，在中國全面推進市場經濟、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提這句話，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於眾多中國的企業來説，具有深遠而厚重的意義。12月8日，在“信用經濟與溫州民營企業發展研討會”上，來自溫州的政府官員、民營企業家和在京的專家學者達成了一個共識：信用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信用經濟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付出巨大而長期的努力。

　　眾所周知，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中國社會進入市場經濟以來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現象，曾被冠以許多名稱，如“浙江村”、“溫州鞋”、“溫州模式”等等。認真剖析這一現象，學習這種精神，對我國眾多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是大有幫助的。

　　從“小作坊”到“跨國”公司

　　1987年8月8日，是溫州鞋業界為之蒙羞的日子。這一天，在杭州武林廣場等地，溫州的5000余雙劣質皮鞋被當眾銷毀。

　　1988年，為扭轉被動局面整頓行風，在溫州市有關部門積極聯絡下，我國鞋業界第一個行業協會——溫州市鹿城區鞋業協會成立。

　　1997年，經歷了10年臥薪嘗膽的磨礪之後，溫州鞋業重振旗鼓，在中央電視台隆重打出“溫州製造”的廣告，邁出了“品牌溫州”的第一步。

　　在這一系列事件之後，有一個企業的名字，逐漸為人們熟知，它的故事也被人們在溫州大地上廣為傳播——這就是溫州吉爾達鞋業有限公司。

　　余阿壽，這位12歲便開始學習做鞋手藝的老鞋匠，從1973年租賃鞋攤起便開始了他的創業歷程。由於他堅持“方正、厚道、公平、誠信”的做人做事原則，在當地擁有很高的聲譽，被人們尊為“皮鞋壽”。他很早就意識到鞋業界如果不抓質量，早晚會出問題。80年代初，由於溫州皮鞋比較暢銷，在政策的允許下，許多溫州人一哄而起都做起了皮鞋，一些從來不懂皮鞋生産工藝的人，也拿起錘子、剪刀、針線開始生産皮鞋。一時間，溫州皮鞋質量急劇下降，“晨昏鞋"、“星期鞋"便成為溫州皮鞋的代名詞，使早在明朝時就作為貢品的溫州皮鞋一時間臭名遠揚。特別是1987年8月8日的杭州焚鞋事件，使向來辦事認真、為人正直的余阿壽深深意識到了作為一個“鞋佬"的職業責任和社會責任。由於余阿壽在溫州鞋業界的人緣、影響和地位，溫州市委城區工經委的同志找到余阿壽，希望他出面聯絡同行籌建鞋業協會。這個提議與余阿壽不謀而合。在余阿壽等同仁的努力下，1988年，溫州市鹿城區鞋業協會成立，余阿壽以其公認的聲望和資歷當選為鹿城區鞋業協會會長，並歷任4屆協會會長。其間他與370多名鞋廠廠長聯合同行發出倡議：以鞋城聲譽為重，講求質量，不賺昧心錢。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溫州鞋的質量有了根本的改變，重樹了溫州鞋新形象。這一時期被稱為“溫州鞋業復蘇及建設中國鞋都”的奠基時期。

　　1991年，余阿壽面臨着一種選擇，是繼續執掌着他一手創辦的吉爾達鞋業公司的方向盤，帶着它在商海中拼殺，還是激流勇退，交給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兒子?

　　最終余阿壽選擇了後者，不僅是因為他相信已在外營銷多年的兒子——余進華有能力擔當新掌門，而且他更明智地認識到這個日新月異、技術和知識飛速提升的時代更屬於年輕人。而今天這位老人欣慰地看到吉爾達在余進華的帶領下，不斷開拓進取，最終躋身於全國民企500強之列，並於1998年、2000年連獲“中國真皮鞋王”、首批國家免檢産品、中國出口企業成就獎等殊榮，並與法國合資成立了新的公司，在中東、歐、北美市場佔有一定的比例，在獨聯體國家市場擁有的份額繼續名列國內行業品牌前茅。

　　余進華從余阿壽那裏接過來的，不僅僅是家族企業的重擔，同時還有由父親創造的企業文化與精神品質——誠信。在“質量興企”的時代，余阿壽用個人的魅力和品格打造出令人信服的吉爾達産品；在“名牌興企”的時代，余進華率先在中央電視台打出“溫州製造”的吉爾達企業廣告，邁出“品牌溫州”第一步；在今天，余進華更是將其父親的個人信用融入到企業管理之中，創造出以質量管理為根本，以信用管理為核心的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在吉爾達的《合同評審控製程序》設計中，我們看到在該程序中明確規定，了解顧客的需求意向及其資信能力、法人資格等，經確認無誤方可接受顧客的合同、訂單。通過對客戶進行信用控制分級管理，並根據分類決策銷售策略。一系列的措施規定確保了信用管理工作覆蓋企業業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使企業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名員工都參與到信用管理工作中來，從而提高了信用管理水平，增強了信用風險的防範能力。如果説全面質量管理使企業的産品質量有了根本性的保障，那麼全程信用管理則使企業的經營管理素質和水平、企業的信用價值和品牌價值獲得一次全面提升。吉爾達在信用管理中的先行優勢為企業贏得了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發展優勢。 吉爾達是溫州人典型的家族企業，它的發展便也成為了溫州鞋業發展歷史的縮影。

　　在溫州，除了像吉爾達這樣一直留在家鄉發展的企業外，還有許多人選擇了走四方。從80年代初的彈棉花、做木工，到今天散佈在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角落中的溫州人幾乎涉足到了每一個行業。80年代就已闖蕩京城的西京網印的老總葉茂西説：“溫州人憑藉着比別人早一點出來闖蕩市場，凡事比別人多想一點，多辛苦一點的付出，早已練就出一種敏銳的‘市場眼’，在任何的行業中，溫州人都能找到市場的空白點和利潤的增長點，很快地切入進去，挖出財富。”葉茂西現在已是中國網印業中響噹噹的人物，不僅擁有着設備一流的印刷廠，而且從事廣告策劃。在西京網印總部——現代城裏，葉茂西常常因自己的不擅言辭而憨厚地笑着，但他的言語神情中，卻流露出一種無法阻擋的自信和霸氣。他説：“溫州人現在並沒有特別大的企業，不是我們不敢做大，而且現在我們正面臨企業內部調整期，不把內部機制理順，盲目做大，那只會加速企業的死亡，我們溫州的大膽決策是建立在謹慎的基礎上的，所以現在更多的溫州人選擇了自我充電，埋頭苦幹。” 與葉茂西這樣放棄了家鄉的鐵飯碗，毅然選擇了闖蕩天下所不同的是，更多的在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溫州人來自農村。溫州地處浙江南部，全市面積11783.5平方公里，其中78％的地面是崎嶇不平的山區。由於歷史上交通比較閉塞，區位條件較差，自然資源也沒有特別明顯的優勢。溫州的這種多山地形、稠密的人口和貧乏的資源使溫州人的生活特別艱難。土地的貧乏意味着有必要以其它産業補給農業；人口過剩則迫使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到其它地區謀生。

　　北京的浙江村形成於80年代末，發展壯大於90年代中期，大部分來自於農村。最初是以自産自銷的形式加工服裝，後來由於人越聚越多最終形成加工與銷售分工相對明晰的大市場。在浙江村每年都有流出的人口，每年也有流入的人口，但不管變動如何頻繁，“浙江村”這一服裝批發市場卻固定下來，成為獨立的社區，在方圓幾公里的路徑內，形成相對開放又相對封閉的社區。浙江村的存在證明勞動力流動是大勢所趨。變動，成為這個變革社會的唯一主題。

　　民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在溫州企業的成長過程中，溫州政府是開明而理智的。隨着企業的成長，政府的管理職能也逐漸從計劃經濟下的“無所不包”轉變為現在“有所為有所不為”，或者是有些專家所認為的“無為而治”。

　　改革初期，溫州就堅持多种經濟一起上，多個輪子一起轉，不限比例看發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實踐的方針。1982年5月，浙江省委工作組進駐溫州柳市鎮，將經營低壓電器的所謂“八大王”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逮捕判刑。然而同年10月，溫州市委、市政府卻召開表彰個體經濟重點戶、專業戶代表大會。1984年，溫州市宣布“八大王”是發展商品經濟和搞活流通的能人，並通過法律途徑對“八大王”作出了無罪釋放並予以平反的決定。

　　在黨的十五大召開前，溫州還創造出了在家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民營企業掩護的“戴紅帽子”式的股份合作制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在家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93年是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企業總數達到36887家，其中工業企業27771家，工業總産值佔當年全市工業總産值的56.2％。為促進股份合作制的發展，溫州市政府先後&&了一系列法規政策。1987年11月7日，溫州市頒佈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提出股份合作企業“是一種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它不同於一般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也不同於私營合夥企業，從而為私營企業戴上了一頂“紅帽子”。1994年頒佈的《溫州市股份合作企業管理規定》中則進一步將兩個以上的投資者組建的企業納入“股份合作”的範疇並將其視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組成部分”，不只是將其僅視為“必要的補充”。而這一點直到1999年才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

　　這種地方政府對於非國有經濟的確認，是促進溫州經濟發展的一種政治財富，也是使其在全國地級市的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溫州市政府的“無為而治”，實質上遵循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看得見的手”即使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也沒有踩住“看不見的手”，而是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正是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央對發展經濟的鼓勵政策，溫州市政府為企業創造出的寬鬆政策，才使從宋朝時就已萌芽的溫州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了成長壯大的空間和發展的底氣。正如一些溫州企業家所説的，沒有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溫州企業會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時期。

　　溫州民營企業發展啟示錄

　　在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中，溫州市政府在當地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制定不同的政策對經濟加以引導。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之下，溫州企業也主動配合政府的行為，加強自身建設。一般來説，溫州企業在初期原始積累期，很少與政府溝通。由於溫州多是私企的原因，溫州企業很少對現有政策條例等産生抱怨，他們認為企業好不好關鍵是自己的經營管理是不是有效，遇到挫折、失敗，多是從自身去尋找原因，根本不會想到去求助於政府。他們認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為他們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政策環境，給他們自我成長的空間。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也需要政府的正確引導。譬如提供更廣泛的市場信息，蒐集各地、各國經濟發展資料，以及普及WTO知識等，在溫州企業家眼裏，政府現在是他們的信息員、聯絡員，而不是家長或管家。

　　成功了的企業，一般都會反哺社會。就像吉爾達每年向溫州的國家級貧困縣泰順和蒙城無償捐助資金60余萬元，至今累積已近700余萬元。余進華認為，這談不上什麼奉獻，社會的穩定團結對於企業的發展只有利沒有弊；而這次由他發起的“信用經濟與溫州民企發展研討會”，更是一種倡導全社會樹立誠信、公平的企業形象，建立一種正常、有序、健康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公益事業，這也是吉爾達企業文化在社會中的一種延續。

　　更多的溫州本土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將是在國際競爭的挑戰面前所暴露出的自身局限，家族化管理的傳統使企業家們在面對問題時更多地求助於親友家族而很少考慮外援。這種信用關係的低成本是溫州企業成功的原因之一，也將是制約其更大發展的弊端，管理創新是首要問題；還有企業普遍缺乏核心的競爭力，也將使溫州企業在國際市場中處於劣勢。大多數溫州知名品牌是服裝、打火機、日用品等科技含量降低的産品，對科技的重視不夠，也將是溫州企業的暗傷。

　　但是，幾百年來溫州人所養成的勤勞、務實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也會在産權明晰的良好機制中不斷調整自己，適應變動的世界規則，正如溫州市駐京辦主任林俊聽説：“溫州人的適應能力是超出常人的。”也許溫州未來更大的發展在十年或幾十年後——父輩積累的經驗與年輕一代的先進知識的優良組合所創造的新生力。如果説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溫州經濟的萌芽和起步是源於一種內生的生存壓力，這種壓力所表現出的是強烈的發展要求與有限資源限制之間的矛盾，因而激發溫州人作出走出去或留下來創業的不同選擇，那麼今天的北京浙江村便是這種原生動力的延續，浙江村更多的是吸納了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決了當地地少人多的資源矛盾，未來的浙江村的去留也許更多的取決於城鄉壁壘的進一步打破與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隨着工業文明的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人口流動逐漸向城市集中。由於工商業的發展，由於細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規模化的市場需要，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隨着工商業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城市工商業中的勞動力收益也越來越高。相反，在農村中，由於人口增加、土地資源有限、現代生産方式的日益應用，剩餘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如果人口不能及時地向城市轉移，農業的比較收益就會越來越低。溫州政府對當地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默許，既有迫於當地資源缺乏的無奈也有對民間經濟主體創造力的承認和肯定。

　　從世界和中國歷史與現代的經驗看，人口流動性大、遷移程度高的國家、地區、城市，往往充滿經濟增長的活力；而人口流動性差、遷移程度低的國家、地區、城鎮和鄉村，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甚至停滯。比如美國是移民國家，深圳是移民城市，廣東和溫州等地是人口大出大進的地區，其經濟增長有着強勁的動力。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曾經計算過，在美國經濟的前中期階段中，1/4的經濟增長來自於人口的流動和遷移。（中國經濟快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