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浙江頻道3月29日電 誰將成為龔建平的後來者？這是一個難以啟齒卻無法回避的問題。從有關部門選擇的突破口以及龔建平的現實身份而言，他背後的管理部門———中國足協裁委會———很可能會成為司法瞄準的下一個目標。正如某知情者所言，龔建平交待的材料不會超過他熟悉的同行、行賄的俱樂部以及長期負責裁判工作的裁委會這三方面的範圍，在目前調查部門的視線尚未轉向行賄方的時候，監察部完全有可能將目標鎖定為黑哨內幕盤根錯節的交匯點———裁委會。

　　歷史的錯誤

　　裁委會是中國足協成立以來的常設機構，而職業化之前的裁委會就如足協一樣，是一個徹底的“清水衙門”，卻也真正稱得上“裁判委員會”這五個字，其工作範圍在於建立完善的裁判培訓體系以及負責安排裁判的具體工作。值得深思的是，裁委會可能是足協各部門中職業化前後反差最大的一個部門，更確切地説，職業化之前的裁委會人士對後來的這套班子顯得積怨頗深，一些前裁委會的官員經常在與記者的交談中提到，“有些人遲早有一天會被抓進去”。這種並不正常的情況表明，正是裁委會的工作方式産生了極大的變質，讓一些前任多有不忿之聲。不久前，一位前足協官員主動給記者“報料”，他提供了幾條可以暗查裁委會具體人員作姦犯科的線索，應該説，這些線索無法以新聞的方式體現出來，但在記者看來，卻完全可以成為司法上一查就明的突破口。

　　可以説，裁委會的不潔首先來自於其中一些具體人員的違規，而不少知情者認為，這就是中國足協在職業化開始之初組建新的裁委會工作班子時有欠考慮。一方面，足協對裁委會工作性質的轉變估計不足，實際上也是對假黑氾濫的迅猛估計不足，而另一方面，則是對新班子人員的職業素質缺乏考究。據了解，當初足協在引進新的工作人員時曾經面對一片反對之聲，尤其是對黃某某與孫培彥這類借調人士的起用引至非議，孫培彥進入裁委會就是一個例子，當時裁委會的部分人員以及其他部門的領導都對此提了反對意見，認為並不了解其人，在用人上不太嚴肅，但有足協領導發話，“孫培彥懂外語，辦事能力強”。從裁委會後來的運作看，懂不懂外語和能力強不強絕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當足協上層清楚地意識到裁委員人員的行為有失檢點時，他們手中密集的關係網已經很難再加以控制，一些臨時借調的人卻能一直身在其位，原因恐怕在於“走出去一樣興風作浪”。

　　中國足協的歷史錯誤，造就了一群特殊位置上的特殊的人。

　　職務的便利

　　毫不誇張地説，長期養癰成患的裁委會就是中國足協各部門中最大的“肥缺”，而中國足協越來越成規模的“集體不自律”顯然也可以解釋為一個黑洞的擴散。

　　裁委會的職能在於對裁判的培訓、評定、懲處以及委派，這為他們提供了相當的職務之便。對裁判而言，裁委會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一名裁判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類似於對一名演藝界人士的包裝過程，人人都可以背得出規則章程，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拿得出或送得了包裝費。而對於俱樂部來説，裁委會的委派之責成了最大的暗箱操作，任何一名有門路的人士，不管其級別大小，到地方俱樂部中都有如財神爺。俱樂部與上面的關係，往往通過花錢買關係或者花錢養“內應”來體現，但委派費卻是最能一針見血的利益體現方式，這種誘惑絕非懂外語和辦事能力強就能抵擋。

　　作為同一個系統，裁委會的既得利益也很快影響到其他部門，不少其他部門的人士也經常參與裁判工作，其實也正是通過與裁委會的關係來達到目的。裁判工作是一盤大菜，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上面夾一筷子，所以不少人認為，司法瞄準裁委會，就是攻一點而破其他。

　　“黑老大”難逃干系

　　裁委會被圈內人喻為“黑老大”，絕不會沒有道理。

　　一名甲A隊員下重注買自己的球隊輸球，可主教練往往很快就能從賭博公司那裏知道他的勾當，管理者總是比實際操作者更加高明，因為他更熟悉游戲規則，並且更加通覽全局。裁委會與裁判在這條戰線上的關係最初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但在管理者加入這一行列後，彼此的關係也就轉變為不避嫌疑共同謀利，從這一點上説，任何一個可能接受調查的黑哨，最清楚的肯定是他背後的長期操縱者。一位俱樂部人士稱，裁判的錢一般通過中間人，而裁委會的委派費則通常通過另外的中間人，但某些時候，委派費的確是通過裁判“上交”的。

　　這樣不可分割的利益糾葛，一開始就註定了“黑老大”將是這場徹底的調查行動中難逃干系的一分子，可以想象得到的發展進程也許是，以裁判作為突破口，以裁委會作為“中間層”，再揪出更深層的“黑老大”。（據《足球》/劉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