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各地總結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大約不下10種之多。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閩南模式（有人又區分為晉江模式、泉州模式）、滬郊模式、湛江模式、浦東模式等等。而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幾乎是人所共知三大區域經濟模式，也是始終相提並論、爭論最多、流傳甚廣的三大模式。

　　蘇南、溫州、珠江模式之反思

　　“蘇南模式”這個詞是費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寫的《小城鎮再探索》中提出來的。

　　溫州模式是對溫州獨特經濟發展格局的一種理論概括。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以《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為題報道了溫州的家庭工業，並第一次使用了溫州模式這一提法。然而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後，溫州模式才正式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中。

　　20世紀80年代初，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南海、順德地方領導親自組隊到蘇南取經。廣東“四小龍”南海、順德、中山、東莞，除了東莞在1984年列為開放地區而與香港建立起“前店後廠”的經濟發展格局外，南海、順德、中山在20世紀80年代與“蘇南模式”並無本質差別。

　　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屬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更傾向於政府（社區）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傾向於資金自給型（內生型），“珠江模式”則傾向於引進外資型（外來型）；從制度變遷、體制轉軌的路徑依賴看，蘇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州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則兩者兼而有之，而且由於地緣因素，更具“外來衝擊—內部回應”的制度演化特徵。

　　目前，三大模式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嬗變期。從股份合作制企業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特別是企業集團的演變，是溫州民營企業在制度結構上從非正規制約向正規制約的進一步創新。

　　在各自的變革過程中，三大模式都遇到了新問題和阻力。溫州發展主要來自外部的制約，外部制度創新滯後，如市場准入、信息共享、技術支援、資金融通和人才開發等。蘇南主要是來自內部的制約，內部制度創新滯後，如法人治理結構、政企關係（政企雙方的干涉和依賴都有點欲罷不能）、內部管理方式。珠三角與蘇南一樣，市場化與逆市場化兩種潮流交匯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就明顯好，反之則相反。

　　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知識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市場化要求經濟行為遵守市場規律；全球化則把我們帶進了世界市場；民主化要求各類主體有自主意識；知識化要求重視人的無形價值，尊重知識。按市場化判斷，無疑蘇南落後於溫州和珠三角，溫州模式更貼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按經濟全球化判斷，珠三角優於蘇南，蘇南優於溫州；按經濟民主化判斷，蘇南落後於溫州和珠三角；按知識化判斷，蘇南、珠三角優於溫州。

　　杜潤生對溫州模式作出過一個實質性的概括：民辦，民營，民有，民享。溫州經濟發展的歷程和良好勢頭表明了這樣一個硬道理：真正的發展權蘊藏在民間，來自底層的自發秩序和自發組織形式往往是人類行為的理性選擇。(新望、劉奇洪)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