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在蘇南地區引起過軒然大波的文章，它十分理性而細緻地梳理了蘇南的有識之士反省蘇南模式的心路歷程。此文長達萬言，我們在選用時有所摘編。

　　蘇南模式的歷史終結

　　1992年6月8日，《新華日報》理論版登有浦文昌的文章《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蘇南模式至少在五個方面存在不足：發展多种經濟成分見識遲，速度慢；破除平均主義力度不大，進展不快；市場及市場機制的發育滯後；城市企業和經濟活力不強，發展緩慢；科技進步及其人才意識比較淡薄。

　　1996年至1997年，正在人們給“蘇南模式”賦予更多政治色彩的時候，卻突然發現蘇南經濟似乎已停滯不前。江蘇省委黨校儲東濤教授撰文《對江蘇鄉鎮企業20年歷程的審視》，提出了“江蘇鄉鎮企業痛失領先地位”的觀點。儲教授以公開出版的幾種統計年鑒上的數字明白無誤地審視出江蘇GDP在全國的比重、鄉鎮企業在全省工業總産值及稅收中的比重，從1993年之後均呈直線下降之勢，已被廣東、山東、浙江趕上。尤其蘇南鄉鎮企業增長速度明顯減緩，經濟效益不斷下降，企業虧損面逐步擴大，資産負債率居高不下。儲教授初步指出“自身機制退化”是蘇南模式不再執農村工業之牛耳的內在原因。

　　在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這時，幾乎所有江蘇的經濟學家都認識到了蘇南模式存在的問題。專家們呼籲，這一地區在原有的體制空間裏已達到了該模式的本質特徵所既定的發展極限。學者們的態度和措辭是謹慎的，一開始是“創新”“完善”“新階段”“新輝煌”，到後來也有人用上了“質疑”“面臨挑戰”“僵化”“異化”“危機”“突破”“揚棄”“告別”等較為敏感的字眼。如《新華日報》1997年9月4日理論版嚴英龍、沈志強的文章《從熱衷“模式”到告別“模式”》，認為模式無非是變量因果方程式或以數學方式對經濟問題過程的描述，應當打破“模式崇拜”。

　　然而，也有一些人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市場經濟的政治方向出發，開始將蘇南模式上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形”的高度。他們將“集體經濟”與“集體主義精神”&&在一起，又將“集體主義精神”與“共同富裕”&&在一起，這些言論仍然是“意識形態”的主流和主導。尤其是，蘇南模式關乎一代官員的烏紗帽。他們多數都在&上，任何對蘇南模式的“非議”和“否定”都將涉及他們以往政績的重新打量和估價。一些人心裏清楚，即使是漸進式的改革，也意味着既得利益明確地喪失。一位地方領導人在有幾千人參加的幹部大會上批評“有人對蘇南模式説三道四，口是心非”。

　　1997年10月，《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等媒體以《陳煥友反思“蘇南模式”》的題目，報道了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會（擴大）會議上，江蘇省領導首次公開反思“蘇南模式”。之後，發行量很大的《報刊文摘》予以轉載。然而隨後不久，在南京大學召開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省委領導卻明確地反詰有關媒體“不負責任的傳聞”，聲稱從未説過要反思蘇南模式的話。也是在這一年，由於一位中央領導的一個批示，原定的江蘇鄉鎮企業改制推後一年。在同一次的南京大學高層論壇上，官方與學者達成了一致意見：搶抓第三次機遇，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調整代替了改革，江蘇鄉鎮企業改制錯過了改革的大好時機。有經濟學家説，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階段後，每向前邁出一小步都將十分艱難，還會出現拉鋸戰。蘇南模式的變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十五大之後，人們的視線從蘇南、從張家港轉到了浙江溫州、山東諸城，轉到了廣東順德。人們再次公開地將蘇南與溫州加以比較，並掀起了一股“溫州熱”。

　　溫州成了“熱州”。而這時，理論界“揚溫抑蘇”的傾向明眼人也一看即知。張義、周虎城發表在《中國農村觀察》1998年第3期上的《江蘇鄉鎮企業與浙江對比引發的思考》一文較系統地將蘇、浙鄉鎮企業進行了比較。文中對江蘇鄉鎮企業增長趨緩的原因歸結為：所有制結構不合理；負擔沉重，使企業失血太多；外貿出口增勢受挫。

　　1999年末至2000年初，在經濟學界很有影響的《經濟學消息報》前後登載了四篇文章：林建生：《蘇南經濟緣何增長乏力？》；王一新：《夜扶蘇南——從江蘇南部一些地區有城無市蛻為空殼説起》；趙偉：《溫州力量》；嚴士凡、林代欣：《走溫州的道路是一個基本的選擇》。林建生將蘇南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歸結為：政府汲取能力過強，民間經濟活力被壓抑，“口號動員型”經濟帶來了損失和浪費。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債太多、官員太多，從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實，相對貧困。嚴士凡、林代欣的文章也講到了蘇南：“看到一路上農村居民的房子都是同一個樣子和檔次，我想這一模式不會再給經濟發展以動力了，蘇南模式的歷史任務不可避免地要結束了。”王一新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指出蘇南單一的“幹部主體社會結構”不利於市場化、民主化、現代化進程，並指出，蘇南城市形態初級化、産業結構低級化、經濟布局割據化、幹部考核數字化等弊端可能與其社會結構不合理有關。趙偉對舊蘇南模式的詬病，則是價值判斷層面的指責：“官富民窮”。趙的指責，言微意重，直抵要害。

　　1998年後，蘇南一批一批的官員們放下手頭日漸清淡的接待工作，南下浙江取經。官員們的態度是誠懇的，收穫是巨大的。然而僅僅一兩年的時間內突然放棄自己的“典範”位置，改掉那些曾引以為自豪的蘇南模式的優越性，這個腦筋急轉彎還確實有些難度。

　　可以肯定的是，蘇南改制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之後，蘇南將進入無模式時代。然而歷史規定着未來，一種模式的歷史終結不會像切年糕一樣截然斷開，更不可能以另一種模式在一夜之間取而代之。
(新　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