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下面再讓我們來談談“模式的比較”。經常與溫州模式相提並論的，便是蘇南模式。在過去的20多年裏，它們經歷了一次十分有趣的“命運對換”。一開始，溫州模式是一個“壞小孩”的形象，有點“臭不可聞”，一到政治風浪襲來的時候總會被含沙射影地攻擊一番，而蘇南模式幾乎成了集體經濟的代名詞，是中國新農村工業化的最優途徑。而最近兩年，溫州模式突然香了起來，而蘇南模式卻似乎走到了盡頭。在新聞界和經濟理論界出現了“抑蘇揚溫”的現象。

　　胡：這種現象其實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初露端倪了。在此之前，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模式一枝獨秀。中共十五大後，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開始大紅大紫。在一些人看來，溫州模式將取代蘇南模式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普遍模版。甚至有些原本十分鍾情於蘇南模式的經濟學家也羞於再談蘇南模式。似乎以集體為單位、社區政府主導完成的原始積累方式應該徹底擯棄。

　　吳：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是，蘇南模式所代表的由地方政府強力干預、企業形態以集體經濟為主的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已經暴露出種種的弊端，不再適合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溫州模式所代表的私營企業發展模式則愈來愈展現其強大的生存和成長趨勢。而我們認為，這樣的“一揚一抑”很難説是公允之論。

　　胡：蘇南是典型的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地方工業化地區，其特徵便是集體資産佔絕對主體的鄉鎮企業。如經濟學家溫鐵軍所言，蘇南的工業化啟示是扶植了國家工業化、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路徑和制度體系。農村問題權威杜潤生先生更稱其為“小全民”，它們的企業行為比國有企業更接近私有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蘇南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優越的地理區位，它地處上海、蘇州、南京等中國最發達的工業走廊的邊緣，可以獲得最快捷的産業延伸，同時，它擁有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當地政府再以信用擔保的方式給予資金上的扶持，其崛起便不顯得十分意外了。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創業氛圍中，蘇南地區便天然地與地偏天遠的溫州分道揚鑣了。20世紀80年代前後，在蘇南要發展私營經濟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萌芽了，也不可能得到長足的健康的成長，而即使有了成長的空間，也未必會比集體經濟的模式更適合蘇南。這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是時代賦予一個地區的獨特的機遇。而蘇南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步上了改制之路，則又是其自身發展的需求。

　　吳：我覺得你這樣的剖析是比較客觀的。我觀察到，蘇南最早的企業私有化是從1987年開始的，當時常州武進縣寨橋鄉蔣家村的四個村辦工廠被統統賣給了個人，村委會跟賣工廠的股東簽了一張“見不得人”的協議，那份心情和勇氣很有點像當年安徽小崗村農民搞承包到戶或溫州人搞股份合作制。在當時，政企不分、産權不清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蘇南企業的生存。而十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1987年前後，在溫州卻出現了私營企業向股份合作制改造的端倪，溫州的土理論家們發明出的這種非驢非馬的所有制形式，既為溫州的家庭工廠輸入了如假包換的股份制的靈魂，同時又留了一條似是而非的合作經濟的尾巴，以抵消人們對溫州私營企業的詬病。在這樣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溫州還是蘇南，其經濟形態的出現和衍變都是發自內在的，是與當時的發展現狀以及意識形態現狀密不可分的。

　　胡：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在啟動期其實都是別無選擇的，早在計劃經濟時代，魚米之鄉的蘇南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的國有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的人才都被本單位鎖在籠子裏，蘇、錫、常地區佔盡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師”的便宜，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技能資源的強輻射區。而作為海防前線的溫州，一無國家投資，二無集體家底，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連弱輻射也沾不到光。異常能吃苦的溫州人只能選擇以家庭作坊和小商品專業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産業，以離土不離鄉的家庭工業和離土又離鄉的千軍萬馬闖市場的自産自銷方式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

　　吳：蘇州大學的周海樂教授曾經把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進行過一次比較，他將之劃分成三個時期。一是啟動期（1978年—1985年）。蘇州是以蓬勃發展的鄉村工業為啟動點。全市工農業總産值由60．56億元猛增至215．08億元。財政收入由8．28億元增至15．91億元。溫州則是以家庭工商業為啟動點。全市工農業總産值由18．91億元升至61．54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至4．06億元。二是轉換期（1986年—1991年）。蘇州由內向發展轉向外向拓展。至1991年，批准利用外資項目428家，協議外資金額3．91億美元，三資企業758家，分別是1985年的7．78倍、4．48倍、68．9倍。財政收入由15．91億元增至25．99億元。溫州則由個體、分散的家庭經營轉向股份合作經營。至1991年，全市股份合作企業已發展到5萬家，創造工業産值49．77億元。國內生産總值已達92億元。財政收入達9．94億元。三是創新期（1992年—1995年）。兩地都在企業改制、調整産業結構、加速對外開放等方面大膽創新。到1995年，蘇州和溫州的國內生産總值已達903億元和407億元，分別比1991年增長2．84倍和3．39倍。財政收入上升至53．86億元和26．5億元，分別增長2．07倍和1．67倍（見《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5月10日專題報道）。從周海樂的劃分中不難發現，蘇南、溫州兩個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增長點其實一直在不間斷地修正自己原有的不適應市場、不産生效益的舊模式。在國內市場日益國際化的殘酷競爭中雙雙脫胎出了新蘇南、新溫州模式。

　　胡：我們還注意到，南京大學洪銀興教授在研究蘇南模式時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向化、結構調整、産權改革和城市化相繼賦予蘇南模式以新的內涵。他説，被稱為“改制”的産權改革把鄉鎮政府對鄉鎮企業的直接支配權從企業撤出來，從而意味着傳統蘇南模式的終結。這一時期，儘管有相當數量的企業轉為類似過去溫州模式的私人企業，但佔主導的是轉為公司制企業。

　　吳：值得記取的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與批判，是從蘇南開始的。對蘇南模式的反思與對溫州模式的褒揚一樣，都存在着政治上的風險。因為，在一段時期，有很多人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市場經濟的政治方向出發，將蘇南模式上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形”的高度，將“集體經濟”與“集體主義精神”&&在一起，又進而將“集體主義精神”與“共同富裕”&&在一起，這些近乎不容置辯的“大眾話語”構築起了一個充滿光環的有關蘇南模式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對蘇南模式的反思，便可能引起很多非經濟的聯想和質疑。在這一時刻，蘇南人所表現出來的直面現實的勇氣是一點也不輸於為溫州模式辯護的溫州人的。因為，從本質上來説，蘇南和溫州的經濟發展都是從下而上的，都是當地人民的一次自覺的改革選擇。

　　胡：我們還必須看到的是，蘇南模式在一定時期仍然能發揮出它的作用。即便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南模式已經開始受到質疑的時候，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建設和引進外資方面仍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這兩個方面，迄今溫州仍然無法與蘇南相提並論。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相比較，差異在於：在溫州模式中，資産的人格化特徵從一開始就比較明晰，因而企業的制度創新便與經濟發展呈同一價值取向，而蘇南則因集體經濟在産權不清等方面的先天不足，不得不在發展的進程中，完成一次痛苦的、代價不菲的改制。就現階段來説，似乎是溫州模式佔到了先機。

　　吳：應該説，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是中國20年民間經濟發展的兩大範本，是中國經濟改革歷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創造模式之一。它們更是不同地區的人們對自己命運的一次抉擇。改革開放到今天，蘇南、溫州都已經成為中國積累財富最成功的地區。他們分別以集體和個體為單位因地制宜地抓緊機遇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僅就這兩個早年間的傳統模式看也很難説哪個更能代表中國的普遍情況。

　　胡：我們還可以將溫州與另一個同樣著名的民營經濟模式——珠江三角洲進行比較。珠江三角洲跟蘇南地區一樣，古來便是富裕之地，1980年開始推行農村大包乾之時，兩地的集體經濟基礎便已相當雄厚，商品經濟的天時地利遠勝溫州。珠江的騰飛，還與它毗鄰港澳密不可分，從1980年到1993年期間，廣東僅順德、南海、中山、東莞四縣市吸引的港澳資金就達20億美元。從起步點來觀察，蘇南和珠江三角洲的起點均較高，先天條件較好，而地偏人窮無一資源的溫州則是從零起步。

　　吳：我記得當年常駐廣東、後來成為策劃人的原新華社記者王志剛先生曾言，因客觀條件的差異，要達到同樣的效果，溫州人所付出的代價要比珠江三角洲的人大得多，可以説，不是一倍兩倍，而是十倍甚至更大。溫州的條件頂多相當於廣東的汕頭地區，可汕頭有中央專門辟出的經濟特區，儘管如此，汕頭對整個中國的震撼遠不及溫州，溫州人所爆發出來的商品經濟意識和衝勁對傳統中國小農經濟所産生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見王志剛：《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第145頁，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

　　胡：如果説蘇南模式因其改制而步入終結的話，其實，溫州模式也在成長中完成着一次積極的揚棄。2001年5月，有經濟學家提出了“新溫州模式”的概念。他們認為現在的溫州經濟已經突破了傳統溫州模式那种家庭聯産經營的限制，發展到股份制、現代公司制；調整了單純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方式，走上資産經營、資本經營綜合發展的道路；改變了單純以小城鎮為依託的營銷方式，走向網絡銷售、跨國經營（見《溫州僑鄉報》2001年5月12日報道）。這樣的描述其實呈現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我們原本十分熟悉並定型了的溫州模式已經隨風而逝了，如今的溫州經濟及企業已經與現代企業制度相接軌，步入了規範化發展的軌道。在這個意義上，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一樣，也即將成為一個令人懷念並産生無限遐想的歷史名詞。

　　吳：另外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是，由於兩種模式各自的運作形態不同，也為各自未來的經濟增長構築了不同的平台。比如由於鄉村企業資本金結構的差異，蘇南、溫州兩地的資本結構便有很大的區別，相對而言，江蘇的外商資本增長更快，浙江則以個人資本見長。

　　胡：最近幾年，蘇南、溫州模式被兩地人民不斷地填充新內涵：都在轉向股份公司為主的現代企業，都在努力擠佔國際市場份額，都在挺進高科技。兩者之間差異趨於淡化，模式趨同化隨着經濟轉型成為趨勢。人們認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新經濟時代，個別地區特定階段的發展模式所能給出的啟示是有限的，試圖推而廣之更不合時宜。放眼未來，明晰的産權和規範的競爭行為，將成為各地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混合所有制、統一市場、産業升級和城市化將成為近期經濟發展的主要走向。

　　吳：布坎南曾經講過：沒有任何單一形式的組織是“適合於”所有情形的，相反，任何組織安排都會産生有限範圍的所希望的結果。每個組織安排都有局限性。如果這些局限性佔上風，那麼制度缺陷和失敗就會顯露出來。組織安排的最優選擇應該是與制度弱勢或者制度失敗相關的成本最小化的選擇。

　　胡：無論是在溫州、在蘇南或在珠江三角洲，我們已經目睹了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在未來的改革進程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新生民間經濟，將是真正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力量之一。中國的改革，是一場處在“本能與理性之間”的偉大的社會變革，20多年的改革，已經足夠培養起一種改革的傳統和社會認同，這無疑是最彌足珍貴的財富，也是中國改革之不可逆轉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證。

　　吳：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只要我們有“本”（在今天，不僅僅指農業）、有“備”，並遵循客觀的社會規律，那麼任何天災鬼怪都奈何不了我們。溫州之明天，大抵如是，蘇南、珠江之明天，大抵如是，中國之明天，亦大抵如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