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溫州的政府在外界看來一直是一個很怪異的執政機構，不同的人對其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溫州是“無為而治”的絕佳模板，而有人則大大地不以為然。在未來的中國社會進步中，關於政府為什麼或如何干預市場、以及政府與新生經濟力量之間的互動等命題的討論肯定會越來越熱烈。

　　胡：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公共選擇雖然在實踐上依然偏向於更多的政府，但更多的市場、更小而有效的政府已經成為西方各國乃至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識，並已經成為20世紀90年代世界各國政府改革的指導思想。政府與市場關係方面的改革在美國等國家轉化為一場重塑政府運動，雖然在削減社會福利指數方面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在放鬆管制、公共領域引進市場機制、建立公共領域的內部市場等方面還是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應該説，在這些方面，溫州的政府有意或無意地已經開始了嘗試。

　　吳：在中國，未來政府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如何協調好新生經濟力量、民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在溫州，我們已經目睹了一些值得借鑒的做法：（1）扮演好協調者、維護者的角色，而不是過度的干預、執行。政府努力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而不是發生器，不成為社會利益的爭奪者之一；（2）吸納更多的、優秀的知識分子進入政府，提高執政的能力，政府內部形成一種有利發展和改革的氛圍和機制；（3）讓有錢人安全，讓貧困者安心，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到社會保障體系及社會公平機制的構築上；（4）不斷地校正、提出社會發展的新目標，以此來凝聚主流力量，通過發展經濟和整頓社會秩序來保證執政地位的穩固。

　　胡：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人們逐漸趨向於將政府定位為三種角色：即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宏觀及中觀經濟的調控者，國有資産的所有者。按弗裏德曼的理解，公共權力的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維持“公共行為的規則”。當然在中國，僅僅這樣顯然是不夠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自身怎樣對自己的三種角色——管理者、調控者和所有者進行時間、精力和功能上的分配。一種最讓人擔憂的狀態是，公共權力擁有者利用三種角色的差異性進行暗箱的內部交易，最終成為經濟生態圈中的逐利群體中的一部分。這樣的狀態將會導致的結果是，政府將自己與民眾、經濟力量乃至有公共意識的知識分子擺在了對立的位置。在某種意義上，這將是未來中國發展最為危險的一種情形。

　　吳：政府能否通過自我機體的改良而不斷適應前進中的現代化，關鍵在於其能否繼續成為中國改革的主流力量，其利益訴求是否與改革的目標相一致。有技巧地把社會發展的壓力轉化為各階層共同的壓力，而不是新生力量對政府的壓力，在這樣的轉化中，保持協調人、維護者的中間公正角色。

　　胡：在現階段，政府治理理念和體制的轉型，顯然已經落後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評論海瑞式的官員時曾經有一段十分精妙的論述：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見《萬曆十五年》，第135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在當今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發現，在當前這個新的改革時期，時代對官員的要求及評價標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吳：這種變化是否就表現在下面兩個方面：（1）以觀念解放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工作思路需要進行更為技術化的調整。理性的技術型官員全面替代激情型、改革型官員，大無畏式的改革熱情讓位於對社會秩序的心懷敬畏。從舊體制的破壞者到新體制的建設者，完成這一轉型是新時期中國改革對文官階層的要求。（2）垂拱而治的時代一去不返，僅僅對市場經濟的呵護已不夠，更須體現在國家治理結構的建設能力上。兩起全國首例民告官案件出現在溫州絕不是偶然。一方面表明經濟的發達自然會帶來民眾的法制觀念的提升和整個社會對法制的呼聲；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對地方官員的治理、溝通和均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前的支持、呵護者的角色已不夠了。

　　胡：經濟的發展始終需要一個協調、溫和的氛圍，尤其要指出的是，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地感覺到這一點。這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改革的命題了，而是更廣泛地涉及社會秩序的擴展和重建，涉及各個階層的利益的均衡和協調，涉及更多的與公共道德及社會公平有關的規則的建立。在這個意義上，溫州正在給予我們新的啟迪。

　　吳：在過去，我們從來沒有從階層分析的角度來審視過溫州，我們從來把熱切的目光全部聚焦在若干個私營企業的身上，聚焦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上，我們沒有認真地剖析過知識分子在溫州改革中的作用，沒有注意到這裡既是個體老闆比例最高同時又是中國打工群體比例最高的奇特地區。此次，視角的轉換，的確為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奇的發現。

　　胡：中國目前的利益階層是金字塔型的，少數致富者與絕大多數的貧困者形成了利益和觀念上的對峙，不少人認為這幾乎是一個難解的死結。其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下層能否尋找到通往上層的合法及合理的途徑，如果致富者的模式全部是不可克隆和仿傚的，將必然導致下層民眾的過激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在溫州，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正趨於成型的等邊菱形的利益階層結構。按人口比例而言，溫州的中産階層及打工階層的比例是十分之高的，也可謂是兩大階層對峙的中心地帶。但是由於其經濟運作模式的市場化，使得兩大階層的矛盾衝突並不大，相反，竟有互通互融的可能。這一發現，為我們帶來了信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