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在溫州，我們此次的考察是以新生經濟力量、政府、民眾與知識分子這四個利益階層之間的互動為基點的。從這個考察的視角上，我們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也生出了很多未解的疑惑。

　　胡：在對溫州的“零距離”考察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中國社會改革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就是“改革的非合法性”。在很多領域，經濟或社會體制上的改革方案得不到現行法規的保護和支持，其改革突破的本身便意味着政策的風險性，以至於有“看到紅燈繞着走，看到黃燈趕快走”的民諺。這無疑增加了改革及其改革者的風險成本。

　　吳：是的。這種“改革的非合法性”帶來了改革派官員處境的困難，增加其風險成本，往往需要改革者以自己的仕途、前程為代價，甚至，由於其改革方案得不到合法保護，在某種程度上造成法律上的違背。這便又伴生出中國改革的另一個特徵，那就是“改革過程的灰色性”。在溫州20年改革的歷程中，我們目睹了太多的“改革的非合法性”和“過程的灰色性”。

　　胡：這是不是可以説，在某種程度上，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一場“灰色的改革”。它有以下一些特徵：（1）改革整體規劃的缺乏，僅僅在漸進中因效果的出現而清晰起來；（2）改革自下而上，改革者自身角色的含糊不清及其對改革終極目標的含糊性；（3）改革措施與法規政策的衝突，改革缺乏合法保護；（4）改革評判標準的非道德化，也就是説全盤功利化，改革以經濟生態圈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秩序的紊亂為代價；（5）與道德秩序的紊亂相似，在社會環境及環保上亦付出慘重的代價。

　　吳：這是一種真正的實踐大於一切價值的改革。應該説，這可能是上一世紀末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惟一道路。當然，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整個社會的道德及人文秩序則因這種極端世俗化的實踐主義而時常受到踐踏和破壞。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相互認同始終處於充滿懷疑和困惑的大霧之中。
胡：在未來，我們仍然必須以一種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一點。我們至今無法確切地看清楚，未來中國社會秩序的演進是否會完全地走上法規化的道路——我們的不無悲觀的觀點是，現行體制與改革實驗之間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仍然會有人或某個諸如溫州這樣的地區因此而付出一定的代價。好在，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誰也無法逆轉的階段，中國人已經決心全力以赴實現現代化。這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未來，甚至對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模式的探索，亦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吳：有人説，溫州極為幸運，因為在那個充滿了政治風險的年代，領導溫州的那些人盡到了他們的職責，另外他們中的傑出分子還有能力將他們的行動轉化為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和聲音。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為溫州辯護不僅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氣。

　　胡：溫州的知識分子們及其敢於直視現實的政府官員們，一直處在一種十分尷尬的處境中。他們顯然不是天生的改革派，不是天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派，相反，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從外地被調至溫州的幹部原本是懷着質疑乃至十分反感的目光來看待溫州的。然而，事實讓他們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禮，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成為了溫州現象的堅定的辯護士。同時，他們面對外界的質疑不得不從理論上來尋求保護。一種從來沒有為人所關注到的現象是，溫州幹部的理論水平是十分之高的，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和理解十分獨到。這不是我在誇大其辭。

　　吳：這的確是溫州試驗中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地方。溫州的偏執最生動地體現在溫州知識分子的身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們始終以一種偏執的姿態成為了溫州模式的捍衛者和辯護者。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變革的歷程中，知識分子成為了改革的潤滑劑而沒有演變為矛盾的催化劑。

　　胡：在溫州這個地方可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路走來的改革進程中，像約翰凱恩斯這樣的堅信“通過計算一些可預見的後果，能夠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知識分子精英似乎是沒有市場的，或者説，他們的存在並沒有對改革産生多少實際的意義。相對而言，倒是一些並不具有多少深奧的理論修養，卻以其超乎常人的勇氣和道德力量堅持對市場經濟的擁護和辯解的知識分子，卻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對改革的順利進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的操守應該得到崇高的歷史性的評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