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塊土地上，人們已在試圖建立一個基礎全新的社會，並開始應用當時人們尚不知道或認為行不通的實踐去使他們的生活呈現出過去的歷史沒有出現過的壯觀。
　　　　　　　　　　　　　　　　　　　　　　　　　　　　　　　　　　——托克維爾（美）　

　　溫州試驗：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自由精神

　　吳曉波（以下簡稱吳）：溫州的改革從來被稱為是一次“自費改革”，也就是説，它是在沒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權”“政策資源”等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從下而上的改革。卡爾波普爾曾經講過一句名言：人們選擇民主，並不是由於它的種種好處，而是為了避免暴政。可不可以這樣説：溫州人選擇改革、選擇市場經濟，並不是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晰地看到了它的種種好處，而是為了逃離貧困。這是一種超越了理想的經濟本能，是跳躍在溫州經濟軀體內的最為樸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胡宏偉（以下簡稱胡）：這種對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實也是中國此次市場經濟改革的人文特徵。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是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的，也沒有一項改革是可以在四平八穩中成功的。在這部波瀾壯闊的改革史上，溫州人以其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的改革風格，充當了急先鋒式的角色。

　　吳：溫州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萌芽與普及，承擔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同時以其實踐一再地證明了改革的必然。因而便也有了“溫州模式”的説法，多年關注溫州，並多次為溫州鼓與呼的吳敬璉先生認為“溫州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但適合溫州的不一定適合全國”（見2001年7月19日《南方周末》吳敬璉先生答記者問）。然而我們以為，在現階段，溫州的經濟成長之路，對那些迄今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藩籬的、也沒有自然資源可以利用的廣大的經濟落後地區，仍然具有十分現實的借鑒意義。

　　胡：記得10來年前，我們第一次去溫州採訪的時候，每到一地，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便是：什麼是溫州模式？10來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也成為了一個準溫州問題專家的時候，我們被問及的最多的一個問題還是：什麼是溫州模式？十分有趣的是，溫州的企業家及當地的官員、經濟專家似乎都比較忌諱這個詞。有的甚至認為，根本就沒有溫州模式。這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

　　吳：在不同的時期，溫州模式所代表的政治意味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有些人看來，溫州模式是中國搞私有化的樣板。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溫州模式便是中國式的市場經濟。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沒有所謂的溫州模式，如經濟學家鐘朋榮先生，他和吳敬璉先生一樣，認為溫州的一套做法只適合溫州，在別的地方不一定適用，因此他們反對溫州模式的提法，以免其他地方照搬。

　　胡：按我們的觀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溫州模式應該就是所謂的“家庭經營模式”。鐘朋榮曾經歸納為“六個家家戶戶”：家家戶戶開發項目，家家戶戶研究管理，家家戶戶融通資金，家家戶戶開拓市場，家家戶戶承擔風險，結果家家戶戶都有企業家。而我認為，溫州模式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經營模式層面的，如家庭工業、專業市場、股份合作制經濟、家族企業等等。第二個是政治經濟學層面的，是相對於國營經濟模式、集體經濟模式以外的一個“另類”。我們看到，對溫州模式的爭議、認識及認同的過程，便是中國經濟成熟和觀念更新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溫州是一個很難得的研究中國民營經濟成長的模本。

　　吳：是的。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任何一种經營模式都存在着不斷衍變進化的過程，溫州同樣也不例外。比如，鐘朋榮所形容的“六個家家戶戶”可能符合10年前溫州經濟的狀態，可是在今天，則未必適合了。因為，溫州的企業長大了，溫州的經濟格局變化了。而一個未曾改變過的“溫州精靈”則是，在過去20多年間溫州人及溫州經濟所表現出來的追求自由的現代精神。每年全中國有那麼多人千里迢迢趕到溫州去取經，你説具體取到了什麼經營之道很難説，但溫州人的創造熱情和百無禁忌般的市場開拓精神，則無疑鼓勵了所有的取經者。這股來自民間的草根力量是推動中國經濟進步的原動力之一。這幾乎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來自溫州的精神上的吶喊。

　　胡：與溫州毗鄰的台州地區，也是私營經濟十分發達的。有一段時間，關於誰是股份合作制的創造者，兩地一直爭論不休，不同的人拿出不同的文件，為誰比誰早了幾個月而爭得面紅耳赤，似乎誰是股份合作制的發明者，誰便是中國私營經濟的始創者了。但至少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爭論是不公平的：很簡單，當年溫州人在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和壓力的時候，比鄰的台州卻可以躲在不起眼的地方避免政治風暴的襲擊。

　　吳：在很大程度上，關於模式的研討或某些經驗的爭奪，都是一些跟現實關係不大的話題。其實，我們應該警醒到的是，沒有一種理論或一類模式，足以支撐起一次社會變革的全程。改革的歷程往往是這樣的：隨着社會經濟的進步，把以往曾經給我們帶來成功和輝煌的理論一次次地變成了亟待揚棄的教條。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