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出任溫州市市長的官員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説，在溫州當市長，是一個“站在政治懸崖邊上”的職業。下面文字摘自《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對溫州市市長錢興中的一篇專訪。專訪的標題是：《溫州為什麼贏》，而專訪的內容卻充滿了另外的很多“為什麼”。

　　溫州市長七答記者

　　記者：（劉堅、王亞傑、劉黃、朱艷燕、葉正積）早在1987年，美國的《新聞周刊》就以《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為題介紹了您所在的城市——溫州；在您出訪美國時，美國的媒介又稱呼您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市長；還有人説，

　　溫州是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錢興中：外界對於溫州有很多説法，也有過許多爭論。而溫州自己則一直比較平靜，有人説，溫州是“在外界爭論中出名，在內部不爭論中發展”。

　　外界對於溫州的爭論比較集中在溫州的市場化和非公有制經濟上。溫州率先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已被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關於所有制比重裏非公有制經濟比例高了，現在看來已不是問題。李瑞環同志前不久在溫州説：“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制度。這是對包括溫州在內的各地經濟的肯定和總結”。

　　西方可以有它自己的理論，但我覺得溫州的改革路子是符合社會主義本質的，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的一個典型。

　　記者：可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增值”從傳統的理論上來説，都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

　　錢興中：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同時，理論也需要實踐的檢驗。在溫州，凡理論與實踐發生矛盾時，先服從實踐。否則，理論就成了“教條”，就束縛了創造性，還談什麼改革和解放思想！十五大報告中已經用了“資本”這個概念，證明其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

　　記者：有人説“經濟越發達，機會就越多”，當然這種機會包括犯錯誤的機會。在溫州這麼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政府官員犯錯誤包括犯經濟錯誤的機會是比較大的。那麼，如何將犯錯誤的機會降至最低水平呢？

　　錢興中：你的問題可以提得更直接一點，你其實是想讓我談權力的腐敗問題。是的，現在確有權力腐敗的現象，對於某些官員來説，權力需要“卡拉”一下才能“OK”。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霧裏看花”的東西太多，很多時候“暗箱”、甚至是“黑箱”操作，容易産生“權錢交易”。解決這些問題，公開是一劑有效的藥方。公開是對腐敗最有效的監督。溫州實施政務公開制度，用公開的辦法，限制濫用權力，削減“機會”。

　　例如，在城市，最大的“機會”是“批地”，城市批一塊土地掙幾千萬的事情不在一兩個；另一種“機會”可能是“批出租車”，在溫州，一個出租車營運權賣到68萬以上。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一種制約機制，從制度上消除權力腐敗的機會。不是我不想“批”，而是我想“批”也不行。溫州的辦法是凡涉及政府壟斷資源的項目都採取拍賣、招投標等公開的方式。

　　不可否認，政府官員的“身份”在現階段的確還是有“價值”的，但這種“價值”的體現卻有天壤之別。不管你們是否同意，這種“價值”在事實上可以用於正當的“活動”。比如，在溫州，企業搞慶典是嚴禁請客吃飯送紀念品的，但企業一旦把節省下來的錢捐助公益事業，市領導就出面剪綵，換句話説，企業貢獻幾萬元以上，政府辦公室就安排我出場。這種邀請領導的事，過去做得很不規範，現在用公開的辦法操作，不僅大大減少了企業到處拉領導剪綵的情況，同時也遏制了政府官員收受禮品、禮金、禮券的“機會”，而且支持了扶貧、教育等事業的發展。

　　老百姓不滿的是收取禮品、禮金，請客吃飯，因為這些事情事實上是官員將其“價值”與他的個人利益&&在一起。

　　記者：在過去的歲月中，溫州曾經幾度受到批判，其中一個原因是溫州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有人還據此證明溫州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作為市長，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溫州是如何解決“公平”問題的？

　　錢興中：分配不公、收入懸殊這種現象不容忽視。但這要用全社會分階層對比的數量分析來看問題。應該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是平等的，但參與競爭的主體進入市場的條件卻有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的收入出現差別是不可避免的。作為政府，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應從物質文化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為絕大多數公民創造發展的機會和生存的條件。換句話説，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爭取實現社會公平。

　　溫州現在還有一些地區比較貧困，主要是一些海島和山區。我們還可以再想一想，這些地區的貧困究竟是什麼造成的？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20年前的溫州沒有什麼富人，都是窮人，現在的溫州，已經有很多人富裕起來了。你説，這種變化是進步還是倒退？一個正在走向富裕的社會是變得更接近社會主義社會，還是更接近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我説，溫州曾經和依然存在的貧困不是市場經濟的産物。

　　記者：小平同志説：“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溫州在改革實踐中是否已經摸到了“石頭”？如果已經發現有現行體制難以逾越的“石頭”，溫州是否有決心“搬開”“石頭”？

　　錢興中：李瑞環同志在考察溫州時曾經説，對待蘇南就是對待鄉鎮企業的問題；對待深圳就是對待改革開放的問題；對待溫州就是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

　　溫州人很超前，也很務實。溫州人敢為人先，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溫州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但我們對不利於自身發展的事，不會去“搶頭陣”，比如對政府職能轉換，我們做了超前的工作，但對政府機構改革，我們等待自上而下地進行。機構問題有個“蜂窩煤理論”，就是強調上下對口，否則你連上級發個文件都收不着。

　　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有社會基礎。我主張一點一點地松動，這樣社會的振蕩就會小得多。溫州不追求轟動效應，平平淡淡能夠解決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弄得轟轟烈烈呢？

　　有些社會矛盾的解決需要政府的努力，有些還需要時間。凡用平穩的方式能夠解決的問題，我不主張用激進的方式解決。

　　記者：溫州曾經是一個基礎條件極為艱難的地方，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又長期作為海防前線，幾乎沒有國家

　　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溫州是如何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呢？

　　錢興中：我講一個觀點、一個思路。

　　一個觀點是：政府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但是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政府的重要職責要牢牢控制在政府手裏，即使利用外資，政府也要算好賬。例如BOT的方式，在算賬上要高人一籌，因為外商搞了多少年市場經濟，技巧比我們要純熟。

　　一個思路是：多渠道拓寬籌資渠道，就利用“民資”來説，溫州的基礎資金主要有三條渠道：第一是來自工程的經濟效益，誰投資誰受益的“四自”工程；第二來自於級差地租，花小錢生大錢；第三來自城市的稀缺資源，比如對出租車經營權、摩托車上照額度等進行公開拍賣。當然，政府籌資既要盡量用市場經濟手段辦，又要符合中央有關政策，符合大多數群眾的長遠利益。溫州還積極開闢利用外資的渠道，最近正在爭取“溫州基建”境外上市H股，這是一種真正的資本運作方式。

　　我總在想，外資能掙錢，為什麼我們自己就不能掙錢？關鍵是出現了“自己”的事情沒有當做“自己”的事情辦的現象！

　　記者：作為溫州的市長，您是否知道您的市民是如何評價您和您所領導的溫州市政府的？

　　錢興中：事實上，作為市長不被人罵是不可能的。有人甚至電話打到我家裏罵我，原因是他家停電了。我心平氣和地告訴罵我的市民，我家也停電。現在我還在挨罵，但已不再為停電的事情。有的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要有個過程。

　　我覺得老百姓是公正的，他們對你不了解時，他們罵你，了解了實際情況後，他們就能理解你，關鍵是你要為他們辦實事。

　　我們一直在致力建設一個為民、高效、廉潔的政府。政府的決策盡量和市民交流，使政府和百姓的距離盡量縮短。在溫州，許多大的建設方案是由專家制定，交由市民投票評選的；我們還召開政務信息發布會；溫州較早設立了市長熱線，還設立了針對政府決策的“諍言獎”。

　　我説了這麼多，都是自己説自己，有關這個問題，我覺得你們應該更多地去聽聽市民的意見，他們説得更實在。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