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當其經濟體制改革模式遭遇質問的時候，政府與民間經濟力量是站在一起的，面對同一個“假想敵”——舊體制和舊觀念。這其中似乎也不無利益的因素，每一位溫州官員都清醒地知道，不為溫州的改革辯護，溫州和他們自己都走投無路。

　　從60年代的李雲河始，到袁芳烈、董朝才及陳定模，溫州出現了太多的充滿了悲愴命運的改革者。與百無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溫州經濟不同，溫州的官員卻從來就被籠罩在政治的陰影中，是時不時會被拎出來“示眾”一番的被告和被質問者。

　　一段時間，溫州的改革者拿出了一大疊的數據，以表明溫州經濟當中的公有制部分仍是十分龐大的，他們還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業的典型。這些舉動顯得十分古怪，當無數取經者千里迢迢來溫州取經的時候，溫州的幹部卻不厭其煩地先向他們介紹溫州公有制經濟發展。

　　此外，如果説溫州的官員從一開始就明白執政體系應當如何與市場經濟相銜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狀態下發揮有效的作用，那顯然又有點誇張了。事實是，直到今天，這還是一個摸索中的進程。
有兩件小事便很有記錄的意義。

　　1993年，市場經濟的概念初步得到確認，各地政府都以扶持當地企業、發展商品經濟為工作的重點，在溫州便爆出了一件新聞：溫州市委書記張友余去一家生産空調的民營企業考察，企業主在張書記的汽車上貼上了自己的廣告，張書記也未置可否，坐著轎車繼續在基層跑。一時間，書記的轎車為企業做廣告的新鮮事傳了出去，在當時的國內引起了好一陣的討論。很多人大聲叫好，説溫州的書記到底思想解放，處處為企業着想。可也有人擔憂，這會不會造成官不官、商不商的社會風氣？

　　還有一年，溫州又發生了一件新聞：官員收取“出場費”。

　　溫州每天都有新的民營企業在誕生，有新的商業信息在發布，在這些活動中，官員自然成為重點被邀請的對象。因此，有的地方官員突發奇思，想出了收“出場費”這個高招，從市委書記到市長、副市長，高者15萬元，低者10萬、8萬，公開標價，收入全部由市裏統一收取，存為專項資金，用於社會福利事業。這件事自然又是濺起一片爭議。有的説溫州人的商品經濟概念就是強，政府找到了一條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發財之道，而也有人覺得這樣的做法在一個現代法制社會中實在有點怪怪的。

　　這兩件曾讓人津津樂道的新鮮事都沒有持續很久，書記轎車上的廣告只貼了幾天，而官員收取“出場費”也沒有形成制度執行下去。但從中可以發現，溫州的官員在市場經濟的大浪潮中，始終保持着一種探索的姿態和勇氣，且不管其做法是否正確，甚至可能是荒誕的，卻與溫州人發展經濟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在西方現代政治學中，有人把現代政府分為維護型、指導型和執行（干涉）型三種。在當前中國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中，也同樣存在着這三種不同形態。而在一段時期的溫州，政府的功能顯然是被單純化和緊縮化了。

　　溫州官員們常常用“無為而治”來形容他們的執政哲學。很多到溫州採訪過的記者或研究人士都有同樣的感觸，在溫州政府官員中，聽到最多的詞是“放任自流”“無為而治”“不設限”。他們還發明了一句很著名的順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也就是説，政府幾乎全然置身於企業運營、市場活動之外，以“不管就是保護”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政府理念。

　　他們的行為倒是跟弗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描述過的一段文字很恰合：

　　國家這一強制性力量與過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必要再為整個共同體制定統一的目標並集中財富去實現這一目標，而只需要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産權與公正規則的實施上……如果我們希望為全體社會成員保障盡可能多的利用個人知識的自由，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用抽象規則代替共同的具體目標。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實施這些抽象規則，以此保護個人自由領域不受侵犯。

　　實話説，一開始溫州各級政府對自發的私營經濟態度是左右搖擺、無所適從的。這一方面是當時更高決策層的意見飄搖不定，反映在溫州政府身上就是時緊時松。1982年根據上面的指示，溫州市公安局和工商局抓捕了當時私營經濟的代表柳市鎮“八大王”，經過這一事件，溫州政府態度才明確起來。

　　為什麼經過抓捕“八大王”，溫州政府才趨向保護私營經濟呢？當地人士認為：一是因為當時袁芳烈等領導開始明確改革志向，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一抓“八大王”，溫州經濟指標迅速下降，1980年溫州第二産業發展速度為31．5％，1981年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為－1．7％，比1981年甚至倒退。而當時中央考核地方官很明確看地方經濟指標。所以從自身利益出發，當時地方官明確“溫州除了發展家庭企業別無出路，為了溫州經濟指標上升，只有保護、發展私營企業”。

　　這和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的觀點相似：從地方保護出發，民營化的進程不可避免。1984年為“八大王”平反，以袁芳烈為首的地方政府開始頂住某些壓力極力保護民營企業。此後的歷屆政府也一直致力於為民營經濟保駕護航。而正是由於政府的保護，溫州私營企業創新從未再受到直接衝擊。這時溫州政府的“有為”，表現在“精神”層面：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為了保護私營經濟，政府以股份合作制為創新模式，大開方便之門，只要二人以上合辦企業均算作股份合作制，為實質民營的企業戴上紅帽子。

　　政府冒風險，民營企業也為政府提供全面支持，部分改革官員被罷免後，民營企業為其提供就業機會。例如一位縣委書記因激進改革而被免職，上萬名群眾送匾，1328人簽名，民營企業還邀請他下海當董事長。民營企業與政府形成利益互動。有人稱，“在溫州坐在政府位置，能感受到強大的民間力量：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可逆轉！”

　　1989年前後中央派調查組三次了解溫州民營企業政治取向，以及溫州模式是不是資本主義模式，絕大多數溫州官員挺身而出保護民營企業，為其大聲辯護。不僅如此，溫州政府還讓民營企業大規模進入交通、郵電、科技、材料行業，主動讓權。民營企業均瑤集團從1991年開始包下了溫州到各地的28個航班、100輛出租車。溫州政府這一明智之舉與溫州人崇尚獨立自主、等級觀念淡薄有關。溫州人幾乎沒有官本位意識。一位市經委主任曾笑稱：“在溫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這個經委主任，手頭沒有什麼批條的權力，材料全部讓民營企業去做了。”

　　然而這時的溫州政府只是在精神層面主動頂住層層壓力。在管理層面，並無大的作為，主要是放任自流，讓民營企業迅速壯大。“當時的無為主要是無能”，用溫州“本土理論家”馬津龍的話説就是，“無法用以往計劃經濟的一套去管理新生的民營經濟，只能放棄管理”。

　　20世紀90年代，溫州市政府把政府投資的重點轉移到了交通與城市設施建設。一度，政府曾經想扶持部分企業，結果發現效果並不理想，他們開始認識到政府主導型經濟值得質疑。所以90年代中期，溫州政府在總體産業指導方面作用仍是非常有限。這時，政府的“無為”就是一種主動的自覺的無為，有為的無為。

　　90年代中後期，溫州政府已逐漸成為一個較成熟的政府，其有所作為表現為一定限度下的“有為”。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溫州不抓住第二次創業，不改變溫州企業市場開發能力強，技術能力弱，規模“小弱散”的狀態，溫州模式危機四伏。因此溫州市政府明確“百項産品升級計劃”，進行100個1000萬元以上的技術改造，政府投入5000萬用於技改貼息；政府還認為1997年經濟低谷正是各個企業調整結構的大好機會，為此&&“858工程”、“358工程”。這時，政府的“有為”是無為的“有為”，即政府不參與企業運作，而是設立一標準線，一旦達標，企業均可獲得政府在技改方面的支持。

　　對這一段從“無為”到“有為”的歷程的解讀，讓我們目睹了一個政府逐漸從稚嫩走向成熟的生動軌跡。

　　葉林斯基，是前蘇聯時期著名的改革理論家，俄國自由派政黨領袖。20世紀90年代初，他提出了蘇聯邁向市場經濟的“五百天計劃”，該計劃對500天的每一天的任務均有詳細規定，真可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用弗哈耶克的話説，他是企圖“以一種新的具體目標對舊有的計劃體制進行計劃性的顛覆”。然而，歷史的結局卻是，以“休克療法”為特徵的俄羅斯經濟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在溫州，我們沒有看到葉林斯基式的改革大師的出現。

　　一種改革模式的價值，並不表現在它的産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於在它的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對社會資源的最小的破壞性。這可能便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與溫州模式及其中國經濟改革的最本質的差異所在。

　　在溫州，我們看到的是一場沒有進程表、沒有預謀、甚至沒有計劃的改革。往往，現實的發展造成改革的壓力，最終以利益調整的方式進行協調。政府與其説是改革的推動者，倒不如説是維護者。知識分子則在這一進程中充當了辯護士的角色。在溫州，我們最生動地目睹了誰是改革的執行者——人民。

　　所謂的先知先覺者——即便如李雲河等人，也僅僅是一種象徵，並不是當時惟一的清醒者，在其他的地區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不為人所知的這樣的人物。

　　我們在溫州看到的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溫州的官僚體系和政府，因着改革而擁有較高的社會認同。溫州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功在於，內部的一些精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真誠的銜接，甚至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存在於政府內部，他們擁有雙重身份。溫州經濟的現實，已經使這些人堅信，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到政府體制，都可以通過一種溫和的、漸進的方式來進行，對現有的社會秩序的摧毀，無益於現有的所有利益階層。

　　他們也深切地意識到，經濟的發展，並不天然地意味着政權的穩固。新的經濟狀態很可能産生新的社會需求，而在所有的人都未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要求是什麼的時候，就可能提出社會秩序變更的衝動。為政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潛在的“集體無意識”。

　　正是在他們的培植和努力下，在今天的溫州，一種對改革進程的“社會耐心”已經形成，這種“耐心”，已經並將繼續成為社會秩序穩定的最無形而重要的保護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