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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指導私人以何種方式運用其資本的政治家，不僅是其本人在瞎勞神，也是在攫取一種並不屬於他的權力。由一個愚蠢和專斷到幻想自己是適於行使這種權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險不過的了。
——亞當 斯密（英）
在很多到過或者關心溫州而沒有到過溫州的人們的眼中，溫州官員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團隊。10多年前，當我們第一次去溫州採訪時，他們便給我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一個小鄉鎮，一位鎮長向我們大段大段地背誦《資本論》；在另一個縣城，縣長大人竟沒有用自己的專車，而是帶我們坐上三輪車去私人小酒館吃飯。
他自己掏腰包請我們吃溫州特産的“敲魚面”。在閒談中，他不經意地告訴了我們一個關於溫州幹部收入的秘密：溫州幹部的工資跟全國一樣，都很低。在私營工廠、個體老闆如此眾多的地方，要穩定軍心，杜絕灰色收入實在是難上加難。因而，縣政府便想出了一個辦法：在縣城馬路改造的時候，讓幹部們有一個優先購買地皮的政策，然後，統一規劃造房子，五六戶人家一棟，每戶從底到頂四層——溫州人習慣叫“一間”，一般家庭都是一層的街面房出租，二、三層當旅店，四層自己住。這樣，每年大抵有四五萬元的收入，在90年代初，這應該是一筆相當高的年收入了。
“你們這樣幹，上級同意嗎？”
縣長大人眼神閃爍：“溫州很多縣、鎮都是這麼幹的。省裏不一定，市裏肯定是知道的，不過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這樣幹部怎麼管？國外的政府講高薪養廉，我們是‘土法養廉’。”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高薪養廉”這個新鮮的名詞，也第一次領教了溫州人善於變通、敢於突破的狡黠和勇氣。
在過去的20多年裏，溫州的幹部極少被提拔到省城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着一個頗為悲愴的命運。回眸溫州充滿了暴風驟雨的改革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沒有一大批基層官員的執著和創新，便沒有溫州經濟的生存可能。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而又十分微妙的角色。
有人説，溫州的官最好當：你只要垂手而立，置若罔聞便可以；也有人説，溫州的官最難當，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突如其來的“政治颱風”刮倒。
其實，難易還不在此。困難的是，你面對的是一個不被正統的觀念和體制所認可的經濟生態，而你不但沒有任何管理它的經驗，卻同時還得為它辯護並承擔所有的政治上的風險。
在溫州為官，是對一個人的道德勇氣和政治智慧的拷問。
袁芳烈、董朝才和劉錫榮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時間，在溫州當第一把手，幾乎就是被推到了政治懸崖的邊緣。
1981年8月，袁芳烈受命來到溫州。當時他是省內最年輕的副省長，分管浙江的農業。他的使命是“治亂”。省委只給他一年的時間，讓他迅速解決溫州的所有問題：從所有制問題到班子問題和治安問題。
許多年後，袁芳烈回憶説，那時他自我感覺好像跑進了一個不是由社會主義共産黨領導的“敵佔區”。這裡幾乎沒有他熟悉的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沒有政治覺悟很高的人民群眾，這裡的一切都塵土飛揚、亂糟糟的。這裡的官員似乎並不歡迎他的到來，他們有的冷冷地觀望，有的給他造輿論，出難題。他一句溫州話也不懂。“我被逼進墻角。很多人預言我3個月就得卷鋪蓋走人。”
“溫州問題”的根子在於經濟。袁芳烈應該説是帶着對個體經濟的偏見履任的。那時的溫州已經有幾十萬人被迫到外地謀生：乞討，彈棉花，補鞋，在上海車站碼頭幫人站隊、倒賣車船票，而更多的則推銷溫州家庭作坊生産的小商品。袁芳烈的工作任務之一，便是把這些人全部圈回溫州，把私有化的毒瘤徹底地割掉。
他自稱曾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高手”。在衢縣當縣長、書記時，年輕肯幹的袁芳烈，曾把辦公室設在水庫旁，在農村蹲點兩年，背後皮都曬脫幾層。可是，讓這位實幹家困惑的是，他還是改變不了人民公社“上工一條龍，收工一窩蜂”的懶散局面。
到溫州後，他最早着力扶持的也是國有經濟。溫州當時約有1／3的國營廠徹底垮掉了。在最初的幾個月，袁芳烈為幫這些國營工廠跑貸款、討項目，動足腦筋算盡機關，可是最後的結果卻還是無濟於事。大約在1982年上半年，為溫州經濟發展、更確切地説是為吃飯問題愁眉不展的袁芳烈下鄉調研。兩次偶遇，讓這個“割尾巴高手”的思想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一次，袁芳烈坐車經過瑞安縣麻布鎮，在河邊碰到一群牛，有上百頭，個個膘肥體壯，而且還挂着大紅花。袁常年在基層工作，見識過的牛，在農閒時大多缺乏照料，落膘的落膘，死的死。於是，他向牛倌問個究竟。牛倌告訴他，這群牛是一家一戶養的，所有權歸集體，收益歸個人，他趕這群牛是參加比賽。
在鄉村幹部那裏，袁了解到養牛戶的積極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幹部”，因為一頭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煉乳廠收購也值500元，每年産犢一隻也是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當於一個30年工齡幹部的年收入。
“那群牛，讓我想了很長時間，産權關係、利益關係明確，人的積極性高，牛的效益也會發揮到極限。”袁芳烈原以為溫州人覺悟低，這才覺得是一種偏見。“溫州人的觀念是先進的，不是落後的。”
在瑞安塘下鎮，他鑽進一間燈光昏暗的地下工場，半間房子，5&簡單的機器，主人兼工人是帶着孫子的一個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領料，守着機器，晚上將成品——松緊帶交給小販。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嘆弗如：5台機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的年凈收入是6000元。
這使為溫州工業化搔破頭的袁芳烈十分興奮。他算了一筆賬：如果有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年利潤就有60萬；1000個就有600萬。那時的溫州，純利60萬的國營企業不超過3家！
溫州就以這種不動聲色的方式刺激和教育着它的袁書記。袁芳烈很快發現，在溫州的確存在着一種他完全陌生卻充滿了勃勃生機的地下經濟。當時的溫州城鄉，已有數以萬計的地下工場和家庭作坊，它們的生産經營和內部分配機制都十分靈活，工廠的自主權是經營者的，工人按計件提成，它們與市場&&的渠道是10萬個“農民供銷員”，他們的身份多是彈棉郎、修鞋匠、小裁縫、剃頭匠，在行走天下時，隨身帶着家庭手工業産品四處推銷。在十分偏遠的金鄉、宜山等鄉鎮，已經出現了較成規模的專業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級的工業品集貿市場。正是這些“黑工廠”“家庭工業”和“不務正業”的人們支撐着溫州的經濟天空。
“吃飯”問題壓倒了僵化的意識形態，現實讓袁芳烈徹底地轉變了對溫州經濟的判斷。1982年12月，他決定召開由農村專業戶和重點戶代表參加的溫州市“兩戶大會”。
在會上，兩戶們被戴上“大紅花”。袁芳烈大聲地向大夥宣布了發展商品經濟的鼓勵措施。在會議期間的一次座談會上，袁芳烈問與會的兩戶代表有沒有別的什麼要求，代表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人吭聲。好歹有一位膽大的站起來結結巴巴地説，能不能把袁書記在會上講的講話稿和市裏新規定的文本發給他們每人一份，“以後出事了，我們就説是袁書記讓我們幹的”。
就這樣，袁芳烈的屁股和溫州人坐在了同一條板凳上。
袁芳烈在溫州一幹4年，溫州的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年、1985年，經濟實際年增長率在20％以上，政府財政收入也同時翻了一番多。“溫州模式”一詞，在他任上也不脛而走。1985年12月，他調回杭州，任省政法委書記。
接替袁芳烈的是董朝才。在臨到溫州前，省裏的負責同志特別找他談話，再三囑咐的一句話是，你去是要搞活國有企業，把溫州的做法全面地改變過來。15年後，董朝才承認，他是帶着問題和“對資本主義的天然警覺”到溫州履新的。
這是一個話不多，衣着、作風都像農村幹部的書記。跟袁芳烈一樣，董朝才到溫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皺着眉頭搞調研。整整3個月，他跑了幾十個鄉鎮、上百家國營企業和家庭作坊工廠。一幕幕的現實，一次次的座談，一個個不眠之夜，在改變溫州和被溫州改變的心靈較量中，董朝才完成了一次觀念上的蛻變。
1986年6月，這個不愛言語的書記在四級幹部會上，花了很長時間宣讀了他的文章：《試論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國營經濟的主導作用》。董朝才説：一种經濟形式佔支配地位，當然要達到一定比例，但“這並不意味着這种經濟形式非要達到比重上佔多數的地步不可”。他還算出了一筆“效益賬”：在溫州，國企每投入10元，一年的效益最多為1元；而私企10元的投入，産生的效益可達8至9元。在另一次幹部大會上，董朝才説：“我們當共産黨幹部的，要牢牢記住一句話：老百姓想幹的事，不去阻攔；老百姓不想幹的事，不去強迫。”
“董書記也變調了。”有的人驚喜地奔走相告。已經離開溫州的袁芳烈説：“老董繞了幾個月彎子，終於上道了。溫州除此之外，無路可走。”也有人痛惜地捶心頓足，他們把董朝才的論文寄到北京和杭州，稱之為《溫州的資本主義宣言》。
20世紀80年代末的溫州，是一艘在政治的驚濤駭浪中沉浮的小舟，隨着溫州産品行銷各地，溫州商人闖蕩四方，敵意和攻擊隨之而來。當時，樂清柳市的劣質低壓電器、永嘉的虛假廣告、蒼南的假冒商標、鹿城的偽劣皮鞋、甌北的劣質閥門等，屢屢被新聞界曝光。
人們批判的鋒芒由消費事件，慢慢地轉入“意識形態”上。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津龍説：董朝才任上的5年，風風雨雨就沒有停過，民間有句話是“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溫州的問題，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識形態挂鉤。溫州不像深圳，有一柄“大膽嘗試”的尚方寶劍。
跟大刀闊斧雷厲風行而又個人魅力十足的袁芳烈不同，性格內向、勤於行而拙於言的董朝才不善辯論。更多時候，他默默地頂住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集中精力，力圖給溫州改革創造一個較為寬鬆的政策環境。
1985年，柳市發生了一件經濟案件：“紅帽子企業”柳市物資儲運服務站的兩個合夥人分掉了86萬元利潤，第二年6月，他們因此被刑事拘留，後又以貪污罪判刑。像這樣戴“紅帽子”挂戶經營的企業，在溫州約有10萬戶。此案在挂戶經營者中引起大地震：“名為集體，實為合夥”，到底按名算，還是按實算？按當時的國家法律規定，只有國家、集體、個人三種企業性質，那麼，個人合夥算什麼？很顯然，溫州農民的“企業制度創新”已超越了法律的範疇。
難題交到了董朝才的手上，一雙雙忐忑不安的眼睛盯在了這位溫州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行，很可能將決定一種脆弱的新經濟組織的命運。在調查研究後，董朝才明確表態：不能把個人合夥企業當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處理。旋即法院宣告兩個農民無罪。此判決等於承認了新生的股份合作經濟的合法性。
從1987年始，在董朝才的決策下，溫州市政府先後草擬了8個地方性行政法規。其中，有關“個體挂戶經營”“私人企業”“股份合作”的3個行政法規，為中國首創，它們從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護了民間投資的合法性。到1988年，溫州的民營企業註冊戶比前一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這種企業形式在瑞安、樂清等地均達到50％以上的比例。這一年9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再三爭取下，中央終於給溫州也批了個“溫州實驗區”，中心任務是“探索一條主要依靠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路子”。也就是在這時，溫州的“自費改革”終於第一次得到了肯定。
1990年1月，任期未滿的董朝才被突然調任他用。日後他回憶説，離開溫州那天，是個夜晚，下雨。他去了一趟溫州鞋革小商品市場，已經晚上10點鐘了，那裏依然燈火輝煌。他喃喃地對前來送行的官員説：“要是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繼承者是劉錫榮。這個樸素、儒雅、在大學裏學養蠶的書記是一位地道的“溫産幹部”，他與溫州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他是抗戰時在溫州犧牲的中共浙江省省委書記劉英的遺腹子。
蕭規曹隨，需要勇氣。在溫州追隨袁、董10年的劉錫榮，認定的也是袁、董的道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集資為溫州建成了機場。為此他曾宣布，市委市政府3年不買車、不建房，咬緊牙關建機場。
溫州的幹部評價説：“在改革方面，劉錫榮不事張揚，在很困難的條件下，他堅持走市場化的道路，恢復了溫州的經濟。”那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時期。每一位被調來溫州的幹部，都是懷抱着一種徹底改造這塊“資本主義溫床”的強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後卻都不約而同地成為了溫州模式的維護者和堅持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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