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改革發展史上，有一次會議是不能不説的。

　　會議名稱：溫州市農村專業戶、重點戶先進代表表彰大會。

　　會議時間：1982年12月16日—19日。

　　今天的溫州人把它叫做“紅色會議”。其地位之重要相當於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題十分明確——表彰農村致富帶頭人。當時的市委書記袁芳烈講得更清楚：“就是要徹底破除平均主義，讓致富光榮成為溫州社會的時尚。”

　　開會的消息是爆炸性的。要知道，全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風聲正緊，幾個月前，又剛剛發生對柳市鎮聞名一時的“八大王”的大搜捕，關的關，罰的罰。

　　“‘八大王’前腳被‘請’進去，現在又請我們，能有什麼好事？小心表彰表到牢裏去。”收到開會通知的“冒富大叔”們怕得很，惶惶不可終日。據説，政府官員送通知書到代表家裏，有的聞訊後越窗而逃，有的被堵在房裏，一臉苦瓜相。還有的以為要進學習班了，肯定會“住”一段時間，乾脆隨身帶上了臉盆枕頭。親朋好友流淚相送。

　　他們來到溫州，感覺不對勁。大街上挂滿“兩戶光榮”的大紅橫幅，還敲鑼打鼓。他們茫然中有點激動：紅紅一片，兆頭不錯。

　　1982年12月16日，1200人參加的大會在市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復辟典型”們、“尾巴”們被市委奉為座上賓，與領導“平起平坐”。

　　35位代表戴着紅花上&暢談了致富之路：“過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現在才知道政府鼓勵我們勤勞致富，這下真的給我們壯了膽、定了心。”

　　市委還向代表們作出了“五個允許、五個支持”的鄭重承諾。群情振奮。

　　壓抑已久的巨大潛能一下子迸發了，十個、百個、成千上萬個致富能人開始在這片蠢蠢欲動的大地上龍騰虎躍。事後的政府文件説：“這次會議是溫州市場經濟發展的契機”，“全市從此興起了一場發展農村經濟的空前熱潮”。

　　回首當年，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點對這場偉大變革的歷史作用怎麼評價都不為過。要打破堅冰、創造奇蹟，就需要時代英雄，需要對少數優秀分子原動力的首先釋放。

　　中國這口池塘太大，水太深，要有那麼幾條好動的泥鰍左衝右殺，攪它個四海翻騰。

　　今天，溫州也罷，中國也罷，這“一部分人”早已真正富起來了，早已沒有必要如同當年參加“紅色會議”的代表們那樣神惶惶、心慌慌了。他們穩穩地坐在中國號經濟快車的前排軟席，他們是被鮮花和掌聲包圍的強者與寵兒。

　　這批先富起來的人再度引起我們關注的是：他們越來越富，正應了“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

　　溫州的行業商會（有的稱行業協會）是很有些名氣的，國家相關部委一撥撥跑來考察。有名氣、受重視當然是有理由的：溫州的行業商會不同於其他地方由政府部門變相掛牌、由退居二線的官員領銜的“二衙門”。它們是完全由當地某一行業上規模的民營企業組成的自治組織，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會”。

　　鄭樸當了多年的溫州總商會會長。他説，全市有22個直屬行業商會，加上各縣市，共有45家，差不多囊括了所有支柱行業與骨幹企業。

　　商會做什麼事？煙具商會會長李堅講得明明白白：保護自己，保護大家。這方面他是有體會的。1990年，李堅的拳頭産品“王中王”打火機剛面市一隻賣92元。很快誰都模仿，幾個月賤賣到了3元。

　　煙具商會成立後就沒那麼簡單了。他們搞了一個整整3頁紙的“維權公約”，會員入會時，要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現在，每當一家企業出了新産品，第一件事就是把新産品的技術數據、外觀款式等資料送到商會備案。商會予以確認後，相當於獲取了“專利”，別的廠家不得侵權。對違規者，商會堅決予以打擊：一砸模具；二沒收成品，補償給被侵權者。

　　僅僅執行“家法”是不夠的。如果會員企業在對外經營活動中受了刁難、遇到了麻煩，商會就有責任出馬協調、圓場子。可別小看了商會，在溫州是非常有面子的，就連政府官員也敬讓三分。

　　所以，凡是在商會裏擔任一定職務的老闆往往喜歡把自己商會中的頭銜印在名片上，而且往往印在自己董事長頭銜的前面。

　　所以，各商會每隔幾年一次的領導成員的換屆選舉是很隆重的，競爭很激烈。真正的能人、老闆中的老闆才能當選。

　　游商各地的溫州人也十分重視商會。據説，溫州生意人相對集中的每個省會城市甚至地市，都成立了頗具規模的商會。他們知道，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組織。否則，非吃虧不可。

　　浙江駐上海企業協會溫州工作委員會會長劉際潘，竟然是一位退役不久的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堂堂的海軍少將；內蒙古溫州總商會會長周永年曾經位居呼和浩特市政府副秘書長……光是聽聽這些領軍人物就知道商會不是吃素的。他們保護在外經商辦廠的溫州人的生動事跡可以裝上一籮筐。

　　有了錢又有了組織的人真的是很厲害的。

　　那麼，後富起來的人呢，目前還沒有錢的人呢？他們又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狀態？

　　我們四處探詢，試圖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很失望，很少有人向我們談論這些人。

　　據説，溫州13萬傢俬營企業中獨立建立了工會的只有1/4。至於在連企業都算不上的小作坊或個體戶那裏打零工的自然就更無人顧及了。還會有誰替他們説話呢？

　　聽到他們的消息往往是很零星的、很偶然的。但這些零星、偶然的消息卻讓我們憂鬱。

　　謝水明和他的8個夥伴分別來自四川、江西、安徽、陜西，在樂清市雁蕩鎮服裝老闆林福寶的廠子裏做工。他們和林老闆有協議書：“每人每月可預支50元。工資年底一次性結清。”

　　差不多一年過去了。將近年關，林老闆卻突然不見了蹤影。

　　“林福寶每接一宗活，我們便得死命加班趕貨。一天一夜沒合眼是常事，有時竟48小時連着幹。”

　　“有活算是好的，一天給吃三頓，早餐是稀飯，中午饅頭，晚上麵條。沒接貨了，一天剩兩頓，早餐別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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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點累點也就罷了，連可憐的幾個工錢都卷走了！

　　謝水明們很憤怒，又不知誰能為自己撐腰。有人建議打官司，可請個律師最低費用也得1500元。

　　他們還算運氣，碰上了正巧來採訪的《溫州人》雜誌社的女記者艾林。心一軟又一熱，不是律師的艾林答應委託

　　授權免費幫他們打這場官司。

　　2000年4月5日，法院開庭。

　　此前一天，艾林得到一個壞消息：8名打工者在與她談妥後，又集體去林福寶家討工錢。林福寶答應給每人300元——只是應得的零頭，就此兩清。除謝水明咽不下這口氣外，7名打工者簽了字：“胳膊擰得過大腿？別連這幾個錢都拿不到。”

　　開庭了。僅剩的惟一原告謝水明沒露面——他對打贏這場官司也失去了信心。他不得不承認了自己的脆弱與無助。“我打了一場沒有原告的官司。”艾林感到異常沉重。

　　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這恐怕是我們不願看到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我們正走進一個競爭的年代。沒有競爭就不會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創造，而活力與創造往往源於強者。在可以想見的未來，我們始終不應該對這一社會進步的基本規律&&懷疑。

　　但不可能人人都成為強者，總有人只能尾隨其後。而且，這些人的數量之多使我們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

　　這些人（或者明確稱之為弱者）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一個開放的、機會平等的、公平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就能完全解決的。否則，這個社會的公平至少將是不完整的。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無疑是著名的“守夜人”。但“守夜”之外，還有許多事可做。

　　一位到溫州打工8年、已升職至一家大型民營公司總裁助理的成功人士感慨萬千。他的思想是深邃的：政府決不是社會生産力的直接創造者，而是良性社會秩序——包括經濟發展秩序的建立者、社會矛盾的調和者。對於社會群體中的強者或可能的強者，政府應該為他們打開充分擴張的自由天空。同時，把溫軟的臂彎和加倍的注意力留給弱者。一批窮困者的命運的改變，永遠比幾個富人的産生更值得一個國家和時代欣喜。
這是溫州尚待解答的命題，也是中國尚待解答的命題。

　　我們注意到，2001年3月召開的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社會弱勢群體的概念第一次如此強烈地衝擊了國人的視線，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調整利益分配機制等保護弱勢群體的舉措也成為熱門話題。

　　關鍵是，想到了、説到了之後如何做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