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前不久組織的一項調查中，一個問題是：您認為在如今社會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回答不太多的佔485％，回答幾乎沒有的佔107％，回答不知道的佔208％，僅53％的人&&有很多。

　　“近年來中國民眾對社會問題抱怨最大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多數人的抱怨主要是對致富方式的不滿，而不是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北京的一位學者發現，現在中國民眾對分配不公的抱怨已經和20世紀80年代有明顯不同，那時的抱怨多少還出於有些平均主義的意識。今天令他們怨氣沖天的是：幾次大的財富分配機會，基本上都是權力圈中人或與之有關係的人獲得。

　　這位學者説：“一個人有錢，大家首先懷疑他的錢是黑的。我不知道是這批富人可悲還是這個社會可悲。”
利用權力發財並不是20世紀末的中國獨有的景觀。細細考證，上下幾千年早有傳統。
2001年3月，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出了近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包括身價過360億美元的文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當今世界首富的電腦奇才比爾蓋茨。

　　有6名中國人入選。他們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糰、太監劉瑾、清代絲綢和瓷器大商人伍秉鑒、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認為，如果按征服土地計算，在職業一欄是“征服者”，財富來源一欄是“掠奪”的成吉思汗可稱“天下最富”。當年，蒙古人打下了13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

　　太監弄權，原來亦是財富累積之道。明武宗年間，權傾朝野的太監劉瑾仗借得寵而大加搜刮。被處死後，從他家中掘出黃金3360公斤，白銀725萬公斤。若以明末國庫僅得200萬公斤白銀來算，劉瑾堪稱“富可敵國”了。

　　清朝的和糰很多人都知道了，乾隆一歸西即被抄家，赫然發現家中連橫樑上也塞滿了金銀財寶，貪污金額折合白銀達22億兩。

　　一一盤點後，《亞洲華爾街日報》得出結論：中國6名富人中有5人發的是不義之財。雖然它的很多説法不妥當，但也反映了一些歷史真實。

　　讓我們再來看看溫州。

　　恰巧，2000年5月，溫州也作了一次關於財富來源的調查問卷。

　　在足以代表溫州民間聲音的156份有效卷中，57％的答卷者認為溫州老闆們的錢是靠才能掙來的；37％的答卷者認為是苦幹出來的；總共只有5個人懷疑老闆們的財發得不明不白。

　　2001年3月，《溫州晚報》再次推出“誰是溫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調查，反響強烈。

　　在包括薄熙來、雷鋒、張藝謀等全部10名當選者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以佔總票數978％的148票名列第四。對他的評價是：“中國新興民營企業的代言人、溫州人奮鬥發家史的縮影。”

　　享譽世界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用收入、聲望和權力三個維度的統一來研究人們社會地位的差異，這一“三元分層標準”被各國廣泛採用。

　　但是，這種國際流行的經典框架面對中國的現實卻遇到了麻煩。《中國新聞周刊》登載的《混沌階層》一文的作者發現了一個在中國帶有規律性的矛盾現象：有錢的人，聲望分層不一定高，錢的來源嚴重影響着人們對他們的道德和行為正當性的評價。有權者的聲望一直以來是較高的，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由於錢權交易的腐敗行為正在腐蝕他們的聲望。收入與聲望成了一對互不相容的矛盾體。

　　從以上所述的兩次調查不難看出，溫州的富人們普遍獲得了聲望高分，實現了收入與聲望的統一。

　　社會學研究中有“先賦因素”和“自致因素”之説：先賦因素，出身、性別——還有獨具中國特色的城鄉、行業、單位級別等先天具有的特徵；自致因素，通過自身後天努力而獲得的能力。如果決定收入的諸要素中，先賦因素起了主導作用，這樣的機制就是非市場化的，不公平的狀況就會相當突出；如果自致因素起了主導作用，這樣的機制就是市場化的，就是公平的競爭性的。

　　在溫州，對個人致富起主導作用的無疑是自致因素。改革開放20餘年來，這片土地上先富起來的龐大群體中，你很難找到背景顯赫的權貴者的身影。無論是行商走販、家庭作坊還是規模可觀的企業集團，沒有誰能獨享壟斷性的“保護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線是一樣的。在這樣的社會坐標繫上，成功者必然贏得掌聲和喝彩，仇富心態是註定沒有市場的。

　　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社會中，個人之間、群體之間，在財富方面的差異和分層現象普遍存在。問題不是消除差異本身，而是如何形成一種合理的分層機制。溫州似乎讓我們看到了這一理想機制的雛形：每個人為提高自己的階層而奮鬥時，機會平等。

　　這就決定了溫州的一個基本現實：任何一位貧困者或相對貧困者都有可能登上財富的巔峰；反之，任何一位富人也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跌落下來。他們之間差不多是一個45度角的斜坡，轉換性的准入通道始終是敞開的。

　　這樣的事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自稱為“西進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溫州名氣不算大，在蘭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響噹噹的“服裝大王”。旄下的中美合資蘭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産高、中檔西服20多萬套，銷售額幾個億。他還扛着甘肅省工商聯執委的頭銜，早已成為躋身當地上層的有錢又有聲望的社會賢達。

　　10多年前，季中良可沒這麼風光。他原是效益不佳的溫州市運輸公司汽車西站一名準國有企業職工，妻子多病，孩子幼小，可憐的一點工資要養活全家的確不太容易。當時，他身邊發家致富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溫州人已有許多。“那幾年，我上街都溜墻根走，就怕遇到發了財的朋友。”

　　他向站領導打了一張辭職報告，成了中國最早的“下崗工人”之一——區別在於，沒有耗到被通知“下崗”，而是自己走人。這正是溫州人的習慣。

　　什麼本錢都沒有，季中良開始走街串巷收購啤酒瓶，一個掙兩分錢。後來，他又在公園門口賣過水仙花，一朵賺5分錢。

　　“每天拖着疲憊的雙腳背着月亮回家，口袋裏是嘩嘩作響的鋼蹦兒。”季中良回憶説，“滿天都是星斗，我想，總該有一顆是歸我的吧？”

　　1986年，他借了700塊錢，跑到市區妙果寺小商品市場當起了攤主，這是許多溫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進入的致富“啟蒙教室”。這以後，他東奔西走，四處採購服裝。為了看守貨物，也為了省幾個旅店錢，時常露宿車站、碼頭，遭蚊蟲叮咬，被地痞敲詐。

　　再以後，腰包鼓了一些的季中良辦起了自己的永達紡織品公司。為了尋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國最大的精毛紡企業蘭州第三毛紡廠。1992年，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蘭州三毛服裝分廠由於連年經營不善，累計虧損200多萬元，走投無路。領導們想起了與企業有幾年業務往來的溫州私營業主季中良。承包經營不到一年，這家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居然真的在另一家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虧200萬元，贏利100萬元。這一“季中良現象”甚至還引起了國務院落實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調查組的濃厚興趣。1993年5月，蘭州大灘開發區鞭炮齊鳴。在大西北站穩了腳跟的季中良出資1000萬元，與美國田仁股份投資公司共同創辦的當時整個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西服企業——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動工興建。

　　一發而不可收。

　　“一句挺管用的老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季中良説，“這是許多成功的溫州人都走過的路。”
也並不是所有想踏上致富&階的溫州人都像季中良那麼走運。

　　你若是翻開溫州市工商局塵封已久的檔案，會發現最早一位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名叫潘明虎。申請日期：1980年10月13日，註冊資金60元。

　　20年過去了，潘明虎還在溫州一條不知名的小街上開着專售學生電腦的小店，地盤只有一塊門板那麼寬。他每天都準時到鼓樓一家小吃攤享用生煎包加豆漿的早餐。

　　一撥撥的人從自己身邊走過發了財，潘明虎卻守着一份坦然：“我奮鬥過，我一直在努力。這也是一種幸福。”

　　同樣來自溫州市工商局的統計表明，每年都有一大批個體戶或民營企業關門歇業，2000年被登出或吊銷的私營企業就達1000余家。這意味着不少富人可能又變成了無産者。市場經濟潮起潮落，誰都不會大驚小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