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的富有將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這種對財富公平的競爭性的追求，將對我們的事業産生巨大的推動力。
　　　　　　　　　　　　　　　　　　　　　　　　　　　　　　　　　　　　　——林　肯（美）

　　為富人們數錢

　　你聽到的溫州故事恐怕大多與錢有關。

　　在這片土地上刮過的海風中，你一般就會聞出兩種氣味：一是海鮮的魚腥味；二是讓人神魂顛倒的銅錢味。

　　以下這則不可考據的故事曾經流傳甚廣：

　　溫州蒼南縣靠近福建的一個漁村原本非常貧窮。家庭工業的紅火，使許多村民幾乎一夜致富。

　　一天，村裏魚産品市場攤位上出現了一條罕見的黃魚王，引起轟動。按當地風俗，如果誰家能吃到黃魚王的魚膠，必能交一世好運。於是，一場競價開始了，從一萬元到兩萬元，直線上揚。這時一些外村的老闆們也參與進來，一開口竟喊到了10萬元。這個村的人憋氣了，但一家又下不了狠心買。緊急磋商之後，村裏的六位富裕大戶“挺身而出”，股份合資12萬元買下了黃魚王。

　　當晚，全村跟過節似的喜氣洋洋，老老小小圍着黃魚王好生慶祝了一番。爾後，在村頭擺下一口大鍋，熬了一鍋魚膠湯。一戶一碗分了，吃了，散了，全村人的好運便都有了。

　　與這則灰色幽默相比，另一則同樣是“湯”的新聞在許多媒體的報道中有過不止一次的準確記錄：

　　一段時間，溫州有派頭的人家請起客來必上兩道湯：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漂浮一隻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稱“一帆風順”；還有一道湯是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放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見者有份，稱“表表心意”。

　　傳聞也好，真實也罷，有一點是沒有必要懷疑的：溫州人很有錢，溫州有大把的富人。

　　那麼，溫州的富人們究竟有多少錢？

　　從來就沒有過一份完整的權威統計，我們看到的很可能永遠是巨大冰山的一角。

　　然而，透過種種管道和殘缺的片斷，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掂出溫州富人們錢袋子的分量。

　　有兩位溫州人先後躋身美國最著名的財富雜誌《福布斯》所開列的中國大陸億萬富豪榜——

　　出身溫州樂清市偏僻山村並最後將事業支點定於北京的趙章光，因發明神奇的101毛髮再生精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紅色大亨”。1994年，他以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身價佔據首次《福布斯》排行榜第16位。

　　2001年10月26日，《福布斯》雜誌正式公布當年度中國大陸百名富豪企業家。與趙章光同是樂清老鄉的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被評定為第65位，個人擁有財産8億元。

　　這對耀眼的雙子星座肯定是溫州人的驕傲。但從財富擁有量上説，他們肯定不是溫州富人群體中最具普遍意義的代表性人物。

　　讓我們一起繼續審讀以下枯燥而可資參考的數據：

　　2000年，溫州共有個體工商戶208萬戶，平均註冊資金1萬餘元；私營企業13077家，平均註冊資金62萬元；股份合作企業24046家，平均註冊資金49萬元；以私人投資為主體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0453家。如果僅從

　　這些數據分析，溫州人的財富狀況無疑將被低估。

　　再看一些數據：

　　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溫州大學經濟學院對溫州276傢俬營企業（其中除部分是個人獨資外，往往有多位合夥人或股東）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時這些企業的固定資産在10萬元以下的僅佔34％；10萬至50萬元的佔132％；50萬至100萬元的佔20％；100萬至500萬元的佔272％；500萬至1000萬元的佔174％；1000萬元以上的佔188％。平均固定資産為466萬元。這些企業遍及溫州大部分地區的第一、二、三産業，但不包括泰順、文成、洞頭3個經濟相對不發達縣，其測算資産水平比全市實際平均水平略高。同時，以蒼南縣最近一次隨機抽樣調查為例，股份合作企業固定資産平均水平約380萬元。值得説明的是，溫州各類民營企業來自銀行的借貸普遍較少，來自民間金融組織的也大多是短期借貸，自有凈資産率較高。

　　作為溫州現象的獨特景觀，我們自然不應該遺忘了走遍全國的龐大的溫州軍團。

　　得到官方認同的説法是，這支溫州軍團的“將士”不少於160萬人（含子女）。其中以出賣勞力為生者寥寥，他們共創辦企業3萬多家，經商戶約達70余萬戶。除西藏、青海、甘肅等邊遠地區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首府所在城市集聚的溫州商人均在兩萬人以上。從人員構成的文化水平看，中學程度佔257％，大中專程度佔047％，小學程度佔485％。

　　溫州有關部門通過跟蹤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統計數據：在這群追逐“金錢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中，資産規模在10萬至100萬元的佔23％，100萬至500萬元的佔58％，500萬元以上的佔15％。以此推斷，他們的資産總值超過1000億元。

　　相對而言，溫州本土構築起的是五光十色的各類日用消費品生産基地，遍走天涯的溫州軍團則以經銷溫州産品為主，彼此鏈結成了一條奇妙的財富與富人的“生産流水線”。

　　如果再把私營企業合夥人、股份合作企業人數可觀的股東、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投資人，以及“三資”企業中方民間投資者包括在內，如果再考慮到他們同時擁有的價值不菲的房産等生活資料，我們有了這樣一個粗略的印象：溫州全市民營經濟資産主體的總數大約120萬人，持有資産50萬元至500萬元者（通常被稱作中小老闆）顯然是他們中佔最大比例的主流。

　　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溫州富人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口袋裏的人民幣也許比一般想象的要少。他們是一隊蔚為壯觀的創造財富、享用財富的“螞蟻雄兵”。

　　溫州以個體、私營為主體的民營經濟是一種面向全國實行大規模交換的開放性體系。與這種所謂“小商品大市場”格局相適應的，是一種在戶與戶、村與村，甚至鄉與鄉、縣與縣之間實行專業化分工的生産技術網絡。同時，絕大多數小商品的生産或經營的環節很少存在足以産生壟斷的進入壁壘，往往出現在一定的區域內家家戶戶都按照分工的需要，共同生産或銷售某類産品的現象。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經過激烈的競爭篩選，一批經營者脫穎而出，催生了規模較大的某類産品專業領域的龍頭企業。

　　因此，溫州富人們的財富獲得具有明顯的非壟斷性和相對的“均富”特徵。

　　這也就註定了溫州富人們獲得財富沒有捷徑，惟有放膽一搏和幾多艱辛。

　　幾乎每一個成功的溫州致富者都有一番令人唏噓不已的創業傳奇。相對於今天叱吒商海的光輝業績，我們更有興

　　趣追溯他們的創業“前傳”。在原始資本的啟動點上，我們往往可以更清晰地觸摸到歷史的真實。

　　新華社資深記者朱幼棣祖籍浙江黃岩，與溫州一墻之隔。不知是否鄉土地氣的緣故，一把年紀的他仍喜歡浪跡天涯，而大西北是他的最愛。下面是朱幼棣一次銘心刻骨的“老鄉奇遇記”：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新疆阿勒泰地區雪山腳下的一個小縣，我遇到了可以算作半個老鄉的溫州鞋匠。他挑着一副擔子，一頭是頗齊全的補鞋用具，一頭是鏡子、牙膏等小百貨。我試了試，沉甸甸的。他告訴我，開春以來，他就是挑着這副擔子，踏着初融的積雪，一路追趕騎在馬背上不停遷徙的哈薩克部落。牧民們穿的馬靴是用牛皮縫製的，一沾地上的雪水，極易磨穿。這是掙錢的好時機，但兩條腿的人要追上四條腿的馬，行嗎？掙錢？

　　我問。這位老鄉脫下鞋子、襪子，瞧着滿腳的血泡，黯然地自語：我們是掙血汗錢，賣命錢！

　　“他已經快3年沒回家了。他問我能不能回北京後幫他給家裏捎封信，我答應了。第二天，我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發，他也隨着走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一直無法忘懷這位只見過一面、不知姓名的老鄉。我的眼前常常浮現這樣一幅情景：一個挑着擔子的溫州人，拖着一雙血泡纍纍的腳板在追趕馬背上的哈薩克牧民。他堅毅，他執著。因為他知道，他追趕的是太陽，是希望。”

　　還有一位鞋匠的故事。

　　樂清柳市鎮一條狹窄小巷的拐角，一個16歲的男孩坐在一張矮矮的板凳上替客人補鞋。正是寒冷的冬天，西北風卷着沙塵撲面而來。補鞋孩子一手拿着針錐，一手拉着細線，顯得有些僵硬。他不時停下手中的活兒，將雙手搓擦一下産生微薄的熱量或放在嘴邊呵氣取暖。

　　突然，鋒利的錐子深深地扎進了手指。一陣痙攣，一陣揪心的疼痛。他慌忙用力拔出錐子，扯過一張破紙包住正在淌血的手指，接着補。由於疼痛，使原本就顯得僵硬的雙手更不聽使喚。鞋子補完了，他得到了一毛錢。血還在淌着，滲過破紙，也沾濕了這一毛錢。

　　幾年後，這個男孩用一分一厘積攢的銅板和夥伴們開起了低壓電器作坊。第一個月，他們賺了35塊錢。

　　又過了10多年，這位青年創造了億萬財富。

　　他，就是如今意氣風發、無人不知的正泰集團公司董事長南存輝。

　　這樣的膠片發黃的特寫似乎沒有必要再述説下去了。

　　在溫州20餘年來改革開放的財富分配餐桌上，市場的杠桿無疑起到了根本性的主導作用。握有大大小小特權的一些“政治精英”以不正當手段攫取財富的機會依然存在，其中以身試法的個案也的確時有耳聞，但與無數百姓堂堂正正地追逐富裕的浩浩長河相比，只能算是不起眼的幾股濁浪罷了。同時，不知是否值得慶幸，在這片土地上國有企業歷來薄弱——即使倖存的若干家也較早較好地實現了市場轉軌，企業化形態的國有資産積澱很少，依靠壟斷的權力非法侵吞、一夜暴富的現象也失去了大量滋生的可能和空間。

　　可以這麼説，溫州的財富和富人從總體上是“陽光”的，是令人信服的。“陽光”下的陰影，恐怕主要就是一些假冒偽劣和坑蒙拐騙現象了。但應該承認，這幾縷陰影顯然是階段性的，是從過去走向未來的進程中難以完全避免的發展代價。

　　若干年前，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他那部頗引起些爭議的暢銷書《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用這樣的筆調評價了這樣一群人：

　　他們沒有權勢背景，沒有稍縱即逝的美妙機遇，更沒有憑着“灰色潛能”聚斂起“灰色財富”——而是礪礪斫斫，篳路藍縷，百折不撓，堅韌挺進地加入了中國資産者階層的人們。

　　他們最終成了中國資産者中的一員，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漸漸從小本生意發展壯大的曲折過程。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原本不過是些普通的工人、農民，脫去軍裝復員的下級軍人，甚至是一些失業者，某一個時期內幾乎窮途末路的人。他們的成功非是交好運的結果，而是與命運抗爭的結果。

　　他們，只有他們才是，而且最應該是“改革開放”這張巨大産床上接生下來的健美嬰兒。他們中不少人，十餘年間，已由嬰兒成長為“英俊少年”了。

　　溫州的佔據主流的致富群體正是這樣的一群人。對於他們來説，這樣的評價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再借用梁曉聲先生的一句話：我——也許應該是所有的中國人——對他們一向是懷有大的敬意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