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日出東方的前夜，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第一次意氣風發地真正扮演了決定歷史命運的主角。

　　然而，他們走的是不同的路，唱的是不同的大戲。

　　1898年6月，康有為等全國各地一批革新派知識分子紛紛涌入京城。一場以君主立憲為框架，試圖在傳統政權內部漸進式改革發展的“戊戌變法”匆忙上陣。
缺乏土壤、沒有根基的改革，只能如同晚秋的落花流水。

　　不過百日，慈禧太后的軍隊開進城來，光緒被囚瀛&，康有為亡走香港。9月27日晚，他的弟弟康廣仁、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頭落地。

　　康有為始終堅信，反動腐朽的只是慈禧等一小撮，光緒皇帝是國家改革振興的希望，越過君主制直接過渡到共和制肯定會引起大混亂，你死我活的殘酷暴力沒有必要。民主是必然的，但不能超越歷史的階段性。1899年夏季，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會”，明確打出了擁護光緒，緊緊團結在光緒的周圍建立現代化君主立憲政體的旗幟。

　　等待他的還是一連串的失敗和絕望。

　　以下一段歷史以及結果，很多人都知道了——

　　孫中山、鄒容、秋瑾等仁人志士壯懷激烈，武昌起義的槍聲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稍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革命者百折不撓，開創了建立新中國的偉業……

　　顯而易見的史實是，100年前，溫州知識分子的前輩和導師們背負着更為沉重的歷史使命：千年文明古國不榮則辱，不興則亡。他們都對傳統理念與傳統權威持永恒的批判態度，但這群敢於和勇於説“不”的人，卻站列在了“革新派”“革命派”兩大陣營。“革新”與“革命”只有一字之差，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換句形象的話説，是做社會漸進改革的“潤滑劑”，還是成為社會劇烈變革的“催化劑”。

　　這並不是單單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題，世界範圍內也不出其右。

　　在享譽西方社會學界30年的論述知識分子的專著《理念人》中，作者劉易斯科塞對17、18世紀以後出現的西方知識分子階層與政權的關係，作了極精闢的論析。

　　他把這兩者的關係分為四類。

　　一是掌權的知識分子。科塞認為，知識能帶來權力，即使如此，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真正做過掌權的人。在革命者活躍和上升的短暫時期，似乎一切都可能發生。人們熱切地渴望著扭轉世界，此時知識分子便成功地奪取了政權。但是，當隨後對常規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沒有才智卻有必要的實際技能的政治實幹家出現時，他們往往就會從權力圈中淡出。

　　二是內部穿孔。儘管知識分子常常迷戀權力，儘管他們感到沒有知識的權力極易帶來災難，但大體上而言，他們還是盡量避免親自攫取權力的誘惑。當知識分子認為必須讓社會運行發生重大調整時，他們也許會極力勸告掌權者促其改變，他們努力成為掌權者的精神指導、良心主管或謀士。他們産生了這樣的念頭：通過變成心腹人物、王權背後的權貴，慢慢地按照自己的願望改造現實。

　　三是幫助權力合法化。即知識分子建立一個符號體系、一套合法化觀念，以此為權力的行使披上某種外衣。這種確立合法化的知識分子又大致分成兩類：在舊學説似乎不足以支撐權力大廈的歷史環境中，知識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學説；或者他們可以創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學説以證明新政權的合法性。

　　四是權力的批判者。很多知識分子無需經歷幻滅就知道權力和知識間有着長期不和諧的關係。他們從一開始就視自己為社會意識和良心的承擔者，如果必要的話，他們會以長期備戰的狀態進入政治疆場與那些掌權者廝殺。
與人數上能量上都極為龐大的新生經濟力量或城鄉民眾相比，溫州知識分子也許還稱不上是一個完整的階層，但作為一個獨特群體的存在卻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生存狀況各不相同，主流形態是積澱於權力的邊緣。只在邊緣，僅此而已。

　　沒有必要一一列舉。我們不妨以在本章中出現過的幾位溫州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為例。

　　黃正瑞，因理論上的卓然建樹連跳三級後好像就“長不大”了。平調了四五個崗位，都是副職，原因是在不少領導印象中此人缺乏組織協調能力。2000年7月，終於擔任他並不擅長的縣外貿局局長，仍有“不知勁往何處使”的感嘆。

　　馬津龍，16年了，在市政策研究室、體改委、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位子上來回跳“梅花樁”。與其説是一個“官”，更多的人寧願把他當做難分難捨的良師益友。

　　宋文光，一生最大的財富就是組織起草了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的地方法規——《溫州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以及一系列事關溫州改革成敗的《條例》《措施》《規定》。從溫州市委、金華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到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副組長，工作越做越多，官似乎越做越小。1996年，他退出政界，在一家民營企業挂了個董事局常務副主席。他説，最神往的事是68歲後回老家鹿城區雙嶼鎮，“回歸社會、怡情自然”。

　　雖然只能是長期居於權力的邊緣，但在溫州改革發展的全過程，作為最堅定的推進、傳播力量，溫州知識分子始終以一種執著的姿態，成了溫州模式的捍衛者和“狡猾”的辯護士。

　　他們基本上出自鄉土，觀察視角和思維意識帶有很強的草根性。他們有理想更腳踏實地，有使命感更有責任心。他們的話語並不張狂，有時甚至不顯山不露水，深知什麼時候可以做什麼，什麼時候不可以做什麼。

　　20年改革開放，溫州各階層的絕大多數人普遍收穫了富裕，分享了利益。他們恐懼動蕩，沒有顛覆的任何興趣，對未來心存美好的憧憬。對這一點，溫州的知識分子們再清楚不過了。

　　正是由於此，溫州的知識分子們選擇了社會“潤滑劑”的角色定位，推動着溫州這艘改革大船在航標不清的河道上較為順暢地繞過險灘，闖過渦漩。

　　對溫州的過去和現在來説，這一選擇都是明智的，也是至關重要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