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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瑞45歲，現任職務是溫州蒼南縣外貿局長。但更多的人喜歡叫他“秀才”。
説他“秀才”，還真是個“秀才”。針灸、草藥、佛學、占卜無師自通。朋友碰面，一杯熱茶尚未品出什麼味，他便天文地理滔滔不絕，你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前不久，&&兩岸劍拔弩張，他腦筋急轉彎，突然研究起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航空母艦，寫了一篇洋洋灑灑近萬字笑談天下的論文。沒想到，一份權威的軍事刊物全文登載；沒想到，據説引起了國防部的高度重視。
還有更玄的——
一次，鄰居一個孩子剛剛考上大學，卻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直把父母急得整天以淚洗面。黃正瑞出馬了。把脈、觀色、閉目沉吟，然後開了幾付誰也看不懂的藥，竟然還真把病給治好了。
黃正瑞一再解釋，這屬於“非法行醫”，下不為例，切勿外傳。
黃“秀才”的成才之路走得好累。
小學三年級就遇到了“文革”，書是不用念了，跟着母親賣雜貨。1968年，跌跌撞撞小學畢業，學校裏文攻武斗方興未艾，只得再次休學在家。1971年，當地中學停課鬧“革命”，黃正瑞沒興趣，一個人跑到離家幾十里遠的橋墩水庫工地掙工分。工餘，他把能找到的馬列著作翻了個遍，光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就看了不下5遍。工地負責人直誇他根正苗紅，天生是共産主義接班人。
1986年7月，黃正瑞把自己的電大畢業論文《對中國國營大型企業試行董事會領導體制的探討》小心翼翼地投給了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青年中國企業發展研討會”。不料，竟以“滿紙新思想”的評價一舉摘得最高榮譽的優秀論文獎。同時獲獎的還有若干年後在中南海給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講課的法學家曹建明等著名院校的博士、碩士。
“秀才”終於出山。1987年，黃正瑞從橋墩中學的一名代課老師連跳三級，擢升為蒼南縣委辦公室調研室副主任。他開始進入權力的邊緣，他擁有了真正的“話語權”。
也就是同一年，黃正瑞有機會把思想的觸須探入了關於“股份合作制”這一溫州知識分子改革開放20年最重大的理論創新領域。
大約在80年代中期，溫州以家庭工業為主體的經濟格局悄悄地發生了分化。1986年，除數量可觀的個體、私營企業外，冒出了農民聯戶、合股、合作、集資等類似形式的企業10413家，年産值1361億元。佔當年全市14603個鄉村工業企業總産值的715％，全市工業總産值的278％。顯然，這是一塊分量很沉的砝碼。
一道極敏感的必須作答的加減題擺在了每一個人面前：這類企業究竟算什麼東西？如果劃入私有性質，那麼溫州經濟成分的問題就大了，“資産階級”成了主力軍，超過了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改革改到了社會主義對面去了。反之，結論也反之。
很顯然，這類企業的性質將直接決定溫州改革“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但要回答這個問題，光靠口頭説説是不行的，必須有充分的理論依據，要能夠把話説圓，才能服人。
一批擁有“話語權”的溫州知識分子們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1987年7月，黃正瑞跟隨縣委書記周方權進行了詳盡的企業調查，並執筆起草了長達7500字的調查報告。這篇題為《在“引”字上下功夫，大力發展股份合作經濟》的文章中，他在全國第一個把這類企業明確定名為“股份合作企業”。
黃正瑞描述説：“這裡所講的股份合作企業是指以戶與戶自願結合為基礎，以資金、技術、設備、資源、勞力、知識等生産要素聯合為內容，所有權歸股東，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相結合的經濟組織。這類企業既吸收了股份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生命力很強的混合經濟”。
十多年後，黃正瑞對當年“股份合作制”定義的種種微妙之處作了這樣的點評。那時候，溫州老闆們的普遍心態是既怕太公又怕太私。“太公”就等於回到大鍋飯，不如不幹；“太私”無異於火中取栗，誰都不敢幹。而股份合作制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共存，社會主義色彩濃郁的勞動者的勞動合作與所有權明確歸屬股東的勞動者的資本合作有機結合，是“既公又私”的混合經濟。既然混合了，也就不必分你我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溫州和全國各地的一些左派人士想想還是覺得不對勁。他們把股份合作制斥之為“非驢非馬”的騾子理論。
“是騾子又怎麼樣？我們要找的是能拉會跑的牲口。”黃正瑞一臉狡黠。
1987年11月7日，黨的十三大閉幕7天后，在一批溫州“秀才”們的共同推動下，溫州市政府頒發了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股份合作企業的準生證有了，法律地位確立了，但這顯然還不夠。“不公不私”總不是回事吧？僅僅承認其存在，還是給予大力支持？支持發展的依據在哪？
只要有利於生産力發展，缺什麼就補什麼。隨後出爐的溫州市《關於股份合作企業規範化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中添上了意味深長的如下一筆：“股份合作企業稅後利潤，應有50％以上用於企業擴大再生産；股金分紅不得超過25％；必須提取15％作為公共積累基金。”
這份通知還着重作了補充説明：股份合作企業財産中，15％的公共積累屬於企業全體勞動者集體所有，這部分財産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獨立存在，正是股份合作企業區別於合夥私營企業而作為集體經濟組成部分的重要標誌之一。據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股份合作企業核準登記註冊時，在“經濟性質”一欄應明確核定為集體所有制（合作企業）。
良苦用心的包裝打扮就此完工。事實上，“15％公共積累”再次陷入了過去國有和集體企業資産歸屬不清的泥潭，心照不宣的老闆們也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但有了這條金光閃閃的“社會主義尾巴”，“不公不私”的股份合作經濟走出了尷尬。“騾子”還是“騾子”，但實實在在成了社會主義的“騾子”。股份合作制這只什麼都可以往裏裝的改革“大筐”，為大批惶惶然的溫州新生經濟力量，開出了名正言順的發展通道。
要成為系統、完整的理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1988年9月，黃正瑞來到蒼南橋墩門啤酒廠。又是一番調研、商討、鼓動後，10月5日，該廠股東大會全票通過了由黃正瑞設計起草的全國第一部股份合作企業章程。
在溫州等地改革實踐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1990年2月，國家農業部發出第14號令，頒佈《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並附《農民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這個示範章程正是以橋墩門啤酒廠章程為藍本。
農業部《暫行規定》的頒發，推動了全國各地股份合作經濟的蓬勃興起，但同時招致的抵觸和爭議也是異常激烈的。一些地方疑慮重重，一些地方乾脆拒不執行。北京一家國家權威部門的雜誌前一期已經全文登載了農業部的《暫行規定》，後一期突然又登出了編輯部聲明，説編輯部內部工作出了差錯，已登載的《暫行規定》不作數云云。
對農業部《暫行規定》法律效力的質疑，説到底還是對股份合作這种經濟組織形式是否屬於社會主義大家庭新生兒的懷疑。於是，在這場沸沸颺颺的辯論中，不少省市&&的農民股份合作企業試行辦法紛紛在溫州和農業部定義的基礎上，把公共積累的比例進一步提到了50％甚至以上。“社會主義的尾巴”越長越粗。
1992年7月，農業部借小平南方談話東風，在青島召開了以大力推進股份合作制為議題的“鄉鎮企業改革研討會”。黃正瑞這個股份合作經濟元老級的小人物應邀參加，並作為主要執筆人，為農業部起草了《關於推行和完善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通知》。
臨行前，黃正瑞去看望溫州革新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時任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副組長宋文光。問：我們溫州對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的報告有什麼要求，可不可以通過農業部轉達？
宋文光沉吟良久：“把‘股份合作經濟’六個字寫進十四大報告，溫州人民就心滿意足了。”
差不多一年後的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對以溫州為發祥地的股份合作制給予了權威的肯定。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更是明確地指出：“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
股份合作制終於修成正果。
當與溫州相鄰的浙江台州市等一些地方不失時機地擠到前&，排出大量“事實”，以證明本地才是股份合作制度創新的真正搖籃，欲與溫州爭奪這一偉大理論的發明權時，我們頗為吃驚地觀察到，在溫州，股份合作經濟卻出現了迅速退潮。
根據溫州市工商部門統計，1993年，溫州股份合作經濟發展高潮時，企業家數達36845戶，佔全市企業總家數的542％。到人人爭説股份合作的1997年，反而降至31748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4566％。以後幾年，家數及所佔比例下滑速度更為明顯。在今天的溫州，許多當年極為著名的股份合作企業紛紛搖身一變，亮出了民營企業或私營企業的招牌。有一位性急的老闆為盡快將股份合作身份變更成私營性質，甚至主動跑到財稅部門歸還了因穿了幾年準集體企業的黃袍而白得的50萬元減免稅款。
與此相呼應的是，1994年12月，溫州市政府頒發的《股份合作企業管理規定》中一再強調，股份合作企業資産（包括新增資産）屬投資者按股所有，取消對企業稅後利潤分配的統一規定。15％公共積累這一“社會主義的尾巴”已悄然無蹤。
黃正瑞把這一耐人尋味的現象概括為：理論得到肯定之時，其使命也就走到了終點。
他分析説，溫州所謂的股份合作企業，實際上類似於國外特別是美國普遍存在的“職工股份所有制”（ESOP）。嚴格意義上的股份合作企業應該界定為人人持股或基本上人人持股。而溫州從一開始，這類人人有份的股權平均主義的企業就為數很少，在以後又因缺乏競爭力，幾乎全部被淘汰。而大量的少數人持股甚至是老婆孩子“窩裏鬥”的所謂股份合作企業，説它們是假汝之名“借船出海”也不為過。
“溫州的股份合作制的確是‘非驢非馬’，頗有點説不清道不明。但它卻如同諾亞方舟，馱着溫州經濟趟過了最艱難的改革沼澤地。”黃正瑞説，“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優秀品質是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但有時，‘難得糊塗’也許更為重要，更不容易。”
任何一位自以為偉大的聰明絕頂的經濟學大師，都應該向中國溫州的知識分子學習、致敬。(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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