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對時代和環境“另有想法”的人，一群對傳統權威可以説“不”的人。
　

　　“説話”最多的人

　　對許多人來説，在溫州談論知識分子問題顯得十分突兀。

　　溫州還有知識分子嗎？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留下這樣的深刻印象：溫州是商賈的天堂，是知識和文化的荒漠。

　　的確，太多來自溫州的消息曾經刺痛人心：早早離開學校跟着父輩追尋致富夢想的童工和小夥計隨處可見，為死者甚至生者修建的闊綽豪華的墓穴，成為彼此炫耀、攀比的最大本錢……

　　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們願意説一説以後發生的事情。

　　20世紀90年代起，由有錢的老闆們投資開辦的民間教育在這裡蓬勃興旺，從幼兒園、小學、中學、技校乃至高等學府，一浪高過一浪，領全國之先。他們知道，沒有了知識和文化，世界將不再精彩。在溫州許多頗具規模的私營企業，如果你是一個有學問的精英級人物或留美歸來的MBA，你就足以讓任何人肅然起敬。前不久廣為傳播的另一則消息是，為國際人類基因草圖研究協作網中國攻關組慷慨解囊800萬元的又是溫州人。
那麼，溫州的知識分子呢？

　　美國人文學家劉易斯科塞曾對知識分子有過一段知名的定義。他認為，除了擁有相對於其他社會人群更為廣博的學識外，知識分子還應該是“具有自我意識、氣質特殊且具有使命感的人。對於他們的時代和環境所公認的觀念和假設，他們經常詳加審查，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富有批判精神的‘搗亂分子’”。

　　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知名的、不知名的文人浩若繁星。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倒背如流。他們中幾乎所有人惟一的心願，是科舉高中，學而優則仕。即便是所謂隱於山林者，也大多逃不脫“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的生存方式。

　　對官場的迷醉，對掌權者無原則的投懷送抱，使他們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的批判精神喪失殆盡。

　　只有在屈原的聲聲《離騷》和司馬遷的《史記》等很少的篇章中，我們隱約聽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殘存的桀驁不馴的悲情絕唱。

　　消滅思想異端、因襲祖上舊律的科舉制度早已作古，歷史翻過了這散發着霉味的漫長一頁。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在溫州，當代知識分子依然大量沉澱於官場或準官場。他們中不乏憂國憂民、勵精圖治的知識精英，但是不可否認，“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依然是社會主流意識，擁有無邊權力的國家機器成為吸納社會優秀分子的巨大的磁場。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還能被稱作知識分子，是由於他們並沒有因所處的環境而變為唯唯諾諾的技術官僚。也正由於此，他們往往屈居權力的邊緣。一不小心，還有慘遭出局的危險。

　　像這樣的知識分子，溫州有不少。改革開放20年，他們從沒有沉寂。在溫州許多衝破傳統權威束縛的實踐和理論創新的背後，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1985年，36歲的馬津龍從溫州市委黨校調進了市委機關。他向我們這樣介紹自己：三反五反一定是個“反動派”，五七年一定是個“右派”，“文化大革命”時一定是個“走資派”。

　　如此説法是有根據的。一個人處處留心做學問，事事再來個“科學的態度”，再加上言辭犀利，入木三分，在運動中是很容易犯錯誤的。幸虧，現在沒有運動，幸虧，他運氣好，居然沒遇上大麻煩，居然還當上了溫州市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有人戲稱馬津龍是“市委大院最後一盞明燈”——每天晚上，他總要在辦公室呆到10點半才離開。夜深人靜，正是避開迎來送往的嘈雜，認認真真讀點書的好時候。
書讀得多了，問題想得透了，也就不那麼容易人云亦云了。

　　1989年前後，中南海調查組三下溫州。目光是狐疑的，“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異常激烈。市裏的一些大小官員大氣不敢喘，話還是少講為妙，更不要説白紙黑字留下“罪證”了。馬津龍卻跳了出來，他覺得人家是該出手時就出手，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別的本事沒有，但該説話時就要説話。他執筆撰寫了《關於“溫州模式”的幾個問題》《溫州個體、私營企業主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等長篇專題報告，呈交中央調查組。馬津龍沒有認真領會上面的意思，也沒有仔細去研究一下風向，為溫州説話，為改革説話，圖的就是一吐為快。

　　這還不算。在那段敏感的特殊日子，不識時務的馬津龍居然借題發揮，在《溫州日報》頭版發了《民營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一文，公開亮出支持私有經濟的旗號，着實給那些惶惶不安的私營業主們注入了強心針，吃了定心丸。

　　對於馬津龍這種“又臭又硬”的人物，某些人恨得牙癢癢。當時溫州市政府的主要官員甚至在大會上幾乎把手指頭戳到了他的鼻尖：“一小撮長期鼓吹私有化的人，早就應該從幹部隊伍中清除出去了！”

　　作為溫州公認的頭號“理論才子”和最優秀的本土經濟學家，馬津龍可能是溫州“説話”最多的人了。他特別愛做的事情是寫文章，再就是到處講課，大會小會發言，直言不諱地評點中國改革的走勢，外科手術似地解剖溫州經濟發展的弊端。他還把話“説”到了國外。1995年，他登上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講&，發表了“溫州改革的歷史、現狀和前景”的演講；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稱馬津龍是“中國在日本最有影響的人士之一”。

　　因此，馬津龍在工資之外自然便多掙了點稿費或講課費。這些小錢在百萬富翁尚且不敢言富的溫州是提都不好意思提起的，老馬的妻子常常笑着奚落他是“一錢不值”。好事的傳媒也常常跟着用“‘一錢不值’馬津龍”作為專訪的標題。

　　馬津龍對此很不以為然：“誰説我‘一錢不值’？溫州也罷，中國也罷，當今知識分子尤其是所謂經濟學家最值錢的就是‘話語權’。”

　　他解釋説，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像外國的同行們，主要集中在有着自由學術空氣的大學和形形色色的沙龍，一面煮着咖啡，一面肆意燃燒思想的火焰。他們説得再精彩也只是一説而已，社會公眾姑妄聽之。而正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沾染有官方背景，他們的話語權既可以表現為著書撰文或座談講課，也可以直接影響某項政策法規的&&。更何況中國尚處於經濟變革與社會結構的不確定期，公眾的期盼心理和盲從性強，知識分子的話語引導力有

　　時是巨大的，一定情況下稱之為“話語霸權”都不為過。

　　有足夠多的事實，對馬津龍關於中國知識分子“話語霸權”的説法提供例證。

　　2000年10月，北京《財經》雜誌發表了極具爆炸性的《基金黑幕》的調查文章，揭示了基金參與股市炒作的觸目驚心的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

　　10月底，他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明確&&了對基金乃至整個中國股市種種不正常現象的憂慮，發出了“股市不能黑”的呼籲。

　　2001年1月13日、14日，吳敬璉再次出現在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和“經濟半小時”節目中，言辭激烈地抨擊了“全民炒股”，坦言“中國股市甚至連賭場都不如”。

　　此前，中國證監會宣布調查價格被嚴重操縱的“億安科技”——中國股票史上第一隻超過100元的股票——和“中科創業”。稍後，剛剛閉幕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也傳出了要對股票市場加強監管和規範的聲音。
這年春節過後開盤的頭4天，股市連續下跌，跌幅近6％，2000點的所謂“心理關口”一觸即潰。按總市值2萬億計算，投資人——包括背景深不可測的“莊家”和普通散戶——在那4天中共損失了1200億元。
一些利益受損的神秘人物不高興了。

　　幾天后，厲以寧、董輔等5位與吳敬璉同一重量級的經濟學家也站出來説話了。他們聯袂舉行懇談會，在大批傳媒面前數落吳敬璉，一致的看法是吳敬璉想叫中國股市關門，吳敬璉沒資格談論中國股市。
輿論烽煙四起。數千萬股民左聽右看，面面相覷。

　　在這場中國股市史上少有的跌宕起伏的波瀾中，中國知識分子——準確地説是經濟學家——“話語霸權”的震撼力展現無遺。同時也提出了知識分子該為誰行使“話語權”，代表誰的利益的疑問。

　　在溫州，馬津龍給自己的“話語權”劃定了這樣的底限：不嘩眾取寵，不刻意追求轟動效應，不以“話語”謀私利，努力維護社會公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