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向浙江村學習什麼？

　　把同在北京城裏的中關村和浙江村進行一次比較，是一個十分獨特而有趣的命題。尤為有趣的是，還有人提出了“中關村應該向浙江村學習什麼”的設問。在它們的不同命運際遇中，我們是否目睹了一種難以察覺的、理所當然的傲慢與偏見？浙江村沒有高科技外衣，也沒有孵化出市值數十億元的上市公司，可它對北京乃至北中國的商業領域的改造，對原有城市管理體制的衝擊，以及洋溢在浙江村的那股不可遏制的創業精神又該獲取怎樣的掌聲？

　　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作者）　浙江村和中關村好像是社會的兩極。和浙江村&&在一起的是臟亂差，是“落後”“低級”，屬於“亟待處理的問題和必須清理的對象”；而中關村是“高級”，是未來，是“現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中關村是電子一條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檔服裝為主導産品；中關村起源於“敢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員，浙江村的開拓者乃是來自浙江溫州的幾個農民。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從社會學、人類學或者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樣組織自己的行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浙江村與中關村，以及和中關村的目標模式——美國硅谷走到了一起。

　　在剛開始浙江村調查不久，幾個浙江村的朋友勸我和他們一起做生意。我一沒資金，二沒經驗技術，怎麼做?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都把你當朋友看，錢好説，生意上稍微帶帶你，就起來了。這是浙江村發展的一個重要機制。一個人身無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經營意識和經營能力，只要能進入這裡的網絡，很快能從無到有，進入生意場。我們都知道硅谷裏大學畢業生(甚至好多是沒畢業的年輕人)怎麼在汽車庫裏設計出新程序，怎麼幾個人在聊天中就組建成日後舉世矚目的大公司這些故事。中關村也一樣，至少我所知道的，不少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在校園裏貌不驚人，可是能很快創立自己的産業。這裡的道理是兩條：一是知識和經營能力的重要性在這些區域超過了資金等物質要素的重要性；二是由於浙江村和中關村的網絡性質。

　　這種開放的、易於“進入”的經濟的最大好處在於促進創新。當代經濟中，競爭力不在於生産一兩個高質量的産品，而在於不斷自我更新、創新的能力。對中關村的創新能力我沒有特別的調查，但毫無疑問，硅谷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完全是靠創新，浙江村也是靠不斷推出新産品，嘗試新的經營方式而發展。

　　“創新場所”這個概念讓我們看到浙江村和中關村的另一個共同點：空間上的聚合對它們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政府部門的同志總問我：“這些浙江人為什麼總要堆?”其實這個“堆”遠不是封閉的“自己一幫人過”。我在浙江村最重要的發現——所謂最重要是指最和常規想法不一樣的發現是：浙江村真正的生活體系是一個全國性的“流動經營網絡”。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有形社區，其實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浙江村和中關村使它們所在的“地方”具有特殊價值，這與它們同時是超越地方的“空間”是緊密相連的。這也是浙江村為什麼趕不走的道理。一個部門可以強行地改變地點的面目，但是不可能把一個由複雜網絡組織起來的空間取消。在這點上，我覺得中關村應該向浙江村學習。

　　另一個中關村應該向浙江村學習的地方是個別特殊“集點”和創新場所整體之間的關係。中關村的形成是因為有北大、清華和中科院。浙江村的形成帶有偶然性，我的觀點是因為這裡行政管理的相對松懈(而松懈的原因是因為行政管理體系太複雜)。但是浙江村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集點”——20多個大型市場。而如果把中關村看做一個工業區，它和北大、清華的關係是偏弱的。

　　李穎（《南風窗》記者）　在我採訪浙江村的路上，一位北京的的哥説：“小心了，您，那地方亂着呢；買東西也得留神，假貨特多。”由此推論，浙江村敗壞了首都的形象，需要嚴加管制。

　　但是當我很“安全”地離開浙江村來到中關村時，每走三步就會有個人攔住我問：畢業證、發票、軟體要不要?中關村有時被人稱為“騙子一條街”，盜版、假貨在這裡很猖獗，大家都習以為常了，因為也有一種“理所當然”的觀念：高科技的初級階段嘛，無傷大雅！

　　當傲慢與偏見成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當輿論和政策都向一邊傾斜時，複雜的社會被簡單化了，更多的真相和矛盾被遮蔽了起來。

　　中關村要發展，浙江村也要發展，但它首先要生存。浙江村和中關村都是在體制之外迅速成長起來的開放的經濟體，它們對北京市政府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水平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戰。面對兩難選擇，當務之急不是爭論誰該是小姐，誰該是丫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應該檢討現有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方法，學會以更開放的態度接納、更合理有效的手段管理城市的外來人口。 楊學武（自由作者）　中關村與浙江村被人視為北京的“南北兩極”：中關村位於京城之北，浙江村則位於京城之南；中關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所在地，乃北京的“首善之區”，浙江村則是來自浙江溫州的農民聚居區，是城市建設和社會治安的“重災區”。

　　筆者前年“下海”到北京創業，第一個投資項目恰好選在浙江村，而我的一位同姓好友又恰好是在中關村搞“新經濟”，成了大業主。某日他陪我在北大校園的未名湖畔漫步時，我不禁想起戴叔倫的詩：“閉門茅底偶為鄰，北阮那憐南阮貧。”詩中的“北阮”乃晉代文人阮籍，“南阮”是他的同姓老鄉。於是，我將戴詩改為：“進京創業偶為鄰，北楊那嫌南楊貧。”老實説，我開始對浙江村的印象也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對首都北京竟然“藏污納垢”、容忍浙江村的存在，感到很不理解，尤其對極不般配的中關村與浙江村在一國之都“公然同居”的現象，覺得太不可思議。可當我天長日久與它們“為鄰”之後，終於領悟到“存在就是合理”的真諦。

　　兩極分化的中關村與浙江村，其實並不完全是“南北對立”水火不相容的，而是有互補相通之處、異曲同工之妙。

　　譬如創新乃是市場經濟的生命。中關村是“新經濟”的領袖，其創新能力自不待言。而浙江村雖是傳統經濟，但在經營上的創新水平，卻令人大開眼界：有人吃驚地發現，巴黎時裝展銷會上的最新款式，寥寥數天之內就在浙江村亮相；一種流行的新式服裝，從上市到“下崗”不過短短幾個月。

　　再譬如自由乃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如今的中關村已初步實現了“自由化”——技術與市場自由聯姻，知識與經濟自由結合，才産生了“聯想”“四通”，才造就了柳傳志、張朝陽。可以説，如果沒有自由，便沒有今天的中關村。而浙江村的“自由化”程度比中關村更高——這裡的生意人是高度的“自由人”，來去自由，流動自如(因此常遭到公安機關查處)；這裡的經營方式是完全的“自由式”，或一人一攤，或三人一鋪，或五人一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裡的市場建設或項目投資也是最大的“自由體”，自由組合，股份合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可以説，如果離開了自由，浙江村便不復存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