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市採取嚴厲手段開始清理浙江村的時候，“到哪去”便成了十萬滯京溫州人的共同的問題。在一些大院院主的組織下，一個向河北轉移的工作悄然開始了。劉世明是當時主持這一“地下工作”的院主之一，他的描述應該是可信的。

　　11月10日，就在2000人工作組進駐村裏的第三天，劉世明等幾個院主在王朝飯店開會商討今後的出路。當時的方案有三個：回老家；分散投奔其他省市的浙江村、溫州街；整體搬遷到離北京不遠的地區。很快，大家達成了共識，選擇第三方案，十來萬人將近十年時間好不容易在北京開闢出的新天地不能輕易地放棄了。有人提議去河北的燕郊鎮，那兒離北京近，距浙江村不過數十公里。

　　5天后，劉世明被委派赴燕郊。沒有想到，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歡迎，燕郊鎮把溫州人的到來看成是發展燕郊經濟的天賜良機，鎮政府當即劃出兩片土地給浙江村人避難，一片是廢棄了的酒廠，另一片是一幢剛剛蓋好的住宅樓。鎮政府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還在從北京到燕郊的馬路沿途，貼挂了上百條“燕郊人民歡迎溫州朋友”的巨幅標語。

　　很快，這邊拆除正忙，那廂歡迎不及。在大院被推土機強行鏟倒的塵土飛揚中，一車車的經營戶攀上了去燕郊的大班車。到11月底，燕郊已頗有浙江村的氣氛，在通往酒廠的路口樹起了“新浙江村”的大木牌子，酒廠的門口居然形成了一個小菜市場，在那幢出讓的住宅樓的邊上，很快開出了兩家溫州小飯館。

　　由於地緣接近，人們在生産上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每日的服裝産值仍然能達到正常時的七八成。差別只是生活稍不方便，生産的成本稍稍抬高了。12月7日，溫州一批院主以股東的方式與燕郊鎮簽下租用230畝地的合同，算是共同開發“新浙江村”，産出的效益按八二分成，溫州股東八成，燕郊方面二成。

　　儘管衝突不斷、矛盾連連，可是“浙江村事件”還能以這種雙方都較能接受的狀況結束，仍是很讓人感到吃驚的。對立的雙方之所以沒有發生直接的暴力形態的衝突，關鍵在於，溫州人很快尋找到了可替代的對象。這再次驗證了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很突出的規律：新生的經濟力量只要還有一絲可供生存的空間，便不會選擇與管理者直接對抗的道路。而且往往在一些力量對抗中，區域之間的政策和觀念認知上的差異會形成一種凹地效應，造成區域間的改革成果及資源的再分配。

　　讓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們正在講述中的浙江村的故事並沒有到這裡便戛然而止。在三個月後，一個比鐵腕清理浙江村更出人意料的狀況發生了。

　　1996年春節剛過，經商的溫州人過了一個驚魂不定的新年後又開始北飛了。儘管燕郊鎮的條件已經相當不錯了，可一些人還是對老的浙江村唸唸不忘，北京市的有關通告還在生效，“浙江村事件”在全國仍然余波蕩漾，可個別心存僥倖的溫州人還是悄悄回到老房東那裏，租房開工做生意。

　　一天過去了，沒有動靜。兩天，還是沒有動靜。

　　立即，一個信息飛一樣地一夜傳遍燕郊：“北京又松了！”

　　膽大的人先回去了，沒事，緊接着大家接二連三地往回搬，老浙江村的各地路口出現了一大批的房屋出租廣告。到3月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離轟轟烈烈的大清理工作不足4個月，大紅門浙江村又是一派熱鬧景象，該回來的都回來了。更讓人驚奇的是，當地的管理部門好像沒有發生過那場令人驚心的大清理一樣，辦暫住證反倒比以前還要容易，“1比1”的硬指標也沒有人提起了。

　　包括劉世明等大院院主及惟一的秀才項飚在內，所有人的預料全部錯誤了。項飚事後説，他萬萬沒有估計到投入了巨大財力、人力的政府行為會是這樣“一陣風”。

　　5月，由豐台區投資的“大紅門服裝城”舉行了隆重的奠基儀式，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到場祝賀，浙江村裏的溫州經營戶顯然是最受歡迎的客戶了。6月，在拆除掉的大院的地面上，一些新的規模更大的溫州大院開始動土興建。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大院竟集居住、娛樂、加工為一體，佔地100畝。

　　需要指出的是，回來的溫州老闆和他們的大院與當地的政府在管理體制的協調上，仍然沒有制度上的進步。在以後的數年直至我們寫作此書的今天，其區別僅僅在於，這些老闆和大院在利益關係上似乎與當地的政府和企業顯得更為緊密了，經營的規模更大，市場輻射的效應更廣了，儘管每年仍有不少的人咬牙切齒地動議要根除這個讓

　　人又愛又恨的浙江村，可要進行實際的動作畢竟已越來越難了。

　　可是，這樣的浙江村就合法了嗎？安全了嗎？

　　就這樣，在距離天安門僅僅5公里遠的地方，一個寓意深刻的“社會寓言”令人難堪地成長在那兒，一長就是十多年。

　　浙江村在舊體制的邊緣生長，遭打壓、再重生，並逐漸趨於合法化，這表明新生經濟力量與政權或現體制不是絕對的矛盾關係，而是有着互為衝撞、互為依存的辯證關係。同時浙江村的沉浮表明，在現階段的改革時期，任何新生經濟力量對現體制都不希望發生劇烈對抗，事實上也無力對抗，而是希望能夠獲得被吸納和融入的機會。
體制內的制度設計與體制外的力量成長，構成了當今中國獨特的社會關係群。人們往往強調非正式關係對制度安排的侵蝕和扭曲，其實，尤為需要警惕的倒是：體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區隔，使外來者不能取得充分的、至少是平等的市場進入權。

　　浙江村出現的問題，甚至很難用所謂的“改革的代價”來描述。正是這些問題才讓人們意識到整個行政管理體系和市場發育的不配套。透過這個獨特的社會現象，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現行體制與新經濟力量的互為吸納和認同的過程，其實正是一個社會機體自我改造的過程，這也許是中國改革良性互動的模本。(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