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浙江村的治安狀況就開始明顯惡化，到1995年達到極點。據一份公開的材料稱，單是1991年的頭10個月，浙江村裏的惡性案件就達69起。

　　1992年底，一群小痞子甚至把住在附近的一個警察給捅死了。一位製衣老闆陳述説：“過去蒙面搶劫已經算不得了了，可現在有的就大搖大擺進來，甚至還報上名字，照樣連劫帶打，裝備也是一年比一年厲害。最早是棍棒，後來就拿刀。後來又有了火藥槍、獵槍，半自動的槍也不是沒有，用的是一種小型子彈，還有銅帽、防彈衣，一度甚至有賣俄羅斯槍支的，價格並不貴。”

　　以同鄉和親姻關係為紐帶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派也悄悄形成了。這都是一些20齣頭的青年人，好逸惡勞，整天在村裏游蕩，以明搶暗偷、討債逼債、收取保護費和群毆火並為業。

　　1992年以後，幫派勢力迅速擴張，有按地名相稱的“清江幫”“芙蓉幫”“虹橋幫”等，也有以兇器相稱的“斧頭幫”等，每幫少則七八人，多則一二十人。一些幫派在每年過年回家之前甚至定下搶劫指標，不到400萬元不歇手，其氣焰之猖獗可見一斑。

　　根據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90年代以來，浙江村的惡性刑事案件連年上升，僅1995年1至9月份，就發生刑事案件1543件，比1994年同期上升996％，近乎翻番，1995年6月平均每天發生的案件就達776件。

　　對浙江村裏的治安，北京當地的派出所由於人手不夠、情況不清，再加上都是溫州人鬧溫州人，因而基本上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偌大社區的管理的真空。

　　浙江村人曾自發地試行過幾種自衛的組織形式。一是某些大院院主為了自家大院的安全，雇用保鏢，月薪數千，白天跟着主人鞍前馬後保駕，晚上則輪流站崗放哨。二是建立“聯防自衛基金”，幾戶人家每月繳100元入基金會，聘用青壯年充當“報警員”，把守路口，一有情況便傾巢而出，由此引起的各家損失由基金會賠償。第三種，便是實行較廣的民間聯防隊。劃出一定的保護範圍，由一人牽頭，保護範圍內每戶按月繳保護費，通常一月一戶300至500元不等，以此雇用村裏的青年小夥子，組成“聯防隊”，皮衣皮帽皮靴，五六人一組，每天在保護區內巡邏，武器以一米半見長的鐵棍為主，故亦稱“鐵棍隊”。浙江村裏的這種自衛隊，最多時達21隊，每隊20到40人不等。

　　面對紛繁複雜的流動人口管理課題，一個自衛型的、排外而缺乏彈性的社區管理系統便這樣似是而非地構築了起來。1995年4月，北京市把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提上了日程，其中，名聲最大、爭議最多的浙江村無疑成了重中之重，按當時的説法是，“北京的重點在豐&，豐&的重點在大紅門”。

　　聽到風聲的溫州人也企圖有所緩和。他們請來“編外浙江村人”，也是溫州人裏惟一的碩士級秀才項飚去跟北京市的一些部門人士進行溝通。書生氣十足的項飚提出，要根據浙江村在經濟上的運作方式，和它自己的社會格局加強管理，比方把加工區繼續往南引，用規範化的住宅區代替大院等等。

　　而這些旨在建設的議案在部門官員聽來顯然是“概念多，底數少”。他們在討論中提及的最多的字眼是：分類、打擊、清理。大紅門應該容納多少外來人口是合適的？應該把哪些人清理走？怎樣清理比較好？

　　在項飚跟這些官員溝通後幾天，7月1日，針對浙江村的大清理運動開始了。豐台區組織公安、工商、勞動等8個部門共500人浩浩蕩蕩進駐浙江村，進行為時一週的調查。在隨後遞交的報告中，其對浙江村的現狀基調是否定的。北京市把這份報告轉給了浙江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視這一“事關全體浙江人在全國的形象問題”，浙江駐京辦事處當即也提交了一份對應的報告，報告強調了浙江村在經濟方面的貢獻，提出要打擊犯罪，同時用鼓勵自我管理的辦法治理浙江村。

　　就在兩地政府為此交涉切磋之際，風雲突變。9月底，中央某報記者寫了一份有關浙江村的內參，稱浙江村的治安情況“駭人聽聞”，屬於“失控”狀態。內參呈交國務院，馬上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明確批示曰：失控狀態不能任其發展。一時間，浙江村事件頓時升級，到了非清理不可的地步。

　　清理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動員，調查摸底；第二階段，動員自拆；第三階段，強行拆除，全面結束。北京市的16個政府部門參與了這次行動，其工作目標是把浙江村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1比1，也就是説，浙江村裏至少有70％以上的溫州人將被清理出北京。

　　很快，政府機器的高速轉動和強有力的行動讓浙江村裏的人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凡未辦暫住證和務工證的，不再辦理；任何工商執照一律不予更換；每月下旬按時要交的三輪車管理費也不再收取了；大量警察出現在浙江村裏，隨時檢查各類證件；大院的院主們一日三次接到通知，要求他們在某某日前自行拆除。

　　即便在這樣的時刻，溫州商人還不甘心，他們還想通過算算經濟賬來獲得緩沖和認同。有人算出來，浙江村每年的服裝交易額超過30億元，安置當地就業人口1000人以上，上繳區裏的稅收每年就達1億元，已是“豐台區重要的經濟支柱力量之一”。

　　可是，這樣的算賬在清理風暴面前自然是蒼白無力的。項飚在他的《跨越邊界的社區》一書中具體地記載了清理的整個過程：

　　11月5日，加工戶普遍停止進皮料。浙江村的生産經營幾乎全部停止。

　　6日，政府整頓的各項工作準備就緒，2000多名工作隊成員組織完畢，開始進行分組培訓、宣傳，落實聯絡網，區財政撥出數百萬資金作為整頓經費，據稱，這只是整頓經費的其中一小部分。

　　8日，清理整頓工作組進村。包括武警和從各局、各級政府調集的工作人員，共2000人左右，分成若干工作隊，每隊一二十人，配有公安、工商、勞動、街道辦以及區、鄉、村幹部，開始挨家挨戶進行宣傳，並有宣傳隊在街頭巷尾用喇叭反復廣播，動員外來人員另找住處，強調一戶北京人只能搭配住一戶外地人。當有溫州人或當地群眾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的時候，這些工作人員都一一地記錄下來，卻不作爭辯，也沒有任何解釋。

　　11日，政府召開清理工作誓師動員大會，2000多名工作組成員和600名公安武警參加大會，主會場設在光彩體育館，同時設了6個分會場。之後，清理工作更是緊鑼密鼓地進行了下去。各個大院的自衛聯防組織被宣布為非法，必須限期解散，這便意味着大院的拆除已勢在難免。所有的營業性三輪車都被禁止，菜市場被強行拆除，在通往浙江村的道路上設警察崗哨，來往車輛一一進行攔停檢查。浙江村裏到處可見的是一個個用紅漆刷上去的“拆”字。

　　21日，進入“強行拆除”階段。每天，工作隊人員劃片負責，到還未拆除的大院了解情況，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須盡快搬走。3天后，開始大面積拆除大院。北京近郊的一些縣區也接到市政府的通告，一概不得接收浙江的外來人口。至28日，浙江村內的909間違章房屋被盡數拆除，22個大院被騰空，佔應拆除總數的89％。當天，北京新聞單位宣布“對大紅門地區的整頓清理工作初戰告捷”。

　　收尾工作持續到12月中旬，浙江村人去村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