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浙江村裏發生了一件大事：京溫服裝批發中心開始興建。之所以説它是大事，是因為它是由北京、溫州兩地政府部門和浙江村裏的經商戶一起投資興建的。在浙江村村史上，這恐怕是惟一一個帶有政府色彩的工程。

　　當時，在浙江村的一塊空地上，工商局想蓋一個集貿市場，後來不知是誰靈機一動，“咱們這兒有那麼多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乾脆蓋它個服裝市場怎麼樣？”那時正是南方談話之後，全國上下都在解放思想，倡導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於是有人跟溫州的工商局&&了一下，議了三四回，事情竟就定了下來，市場的名字叫京溫，&&是北京和溫州的合作項目。

　　政府聯成了姻，錢還得工商戶出。整個市場蓋5層，1600個攤位，交13萬元可得一個攤位，一定4年。4年後攤位重新分配，原攤主有優先權。顯然，這些辦法都是向溫州人學來的。靠專業市場起家的溫州人對市場自然有天然的愛好，政策一出&，前來認購的就超過6千人，工商局只好排隊搖號，搖出來的一個攤位號轉手就可以賣到幾萬塊。

　　就這樣，京溫市場紅紅火火地開起來了，在隨後的3年裏，浙江村裏先後開出了16家較成規模的專業市場，幾乎都是開一家旺一片。浙江村真正成了北中國最大的低檔服裝集散中心。

　　市場是由經營戶集資辦的，可管理權則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這也是雙方惟一的靠經濟紐帶&&在一起的公共事物。很快，由於管理的不規範，衝突便生發出來了。
最有影響的事是1993年3月的一起罷市事件。

　　市場剛開時，除了集資款，攤位的管理費是講好分文不收的。可市場紅火了，規費也水漲船高了，先是收每月30元，再是60元，後來一下子漲到每月400元，工商部門的二郎腿蹺起來了：不願交的，自然可以退攤。

　　經營戶不幹了。“這市場是我們溫州人和這裡政府一起辦的，錢全是我們出的，規矩哪能由你一家説了算。”到2月底，全市場只100來戶交了費，其他的都予以拒絕。市場管理人員馬上採取強硬手段，封閉市場大門，只留一個小側門進出。管理人員手持電棍在門口把守，經營戶要挨個進市，不繳費者一律免進。

　　依靠專政式的單向強制手段管理慣了的政府部門使出了殺手锏，多少年來他們屢試不爽。可是，溫州人卻被激怒了。在一些人的組織下，攤主們自然地結成同盟，貼出紙條：“堅決抵制亂收費”，並宣布從即日起罷市。

　　市場管理人員見情形不妙，第二天便把大門打開，但此時除了個別人員，大多數經營戶拒絕進市。管理部門以沒有暫住證為由抓走了幾個人，誰知這下子更是群情激憤，彈壓不住了。有些精明的經營戶更是罷市賺錢兩不誤，在市場門外的一條街上擺攤叫賣，生意竟還是很好。沒兩天，沿街設攤的太多，引起了嚴重的交通阻塞。

　　浙江村距離天安門僅5公里之遙，事端一出頓時驚動不小。很快，北京和溫州兩地政府開始了協調，最後工商局局長親自出面，定下三條協商結果：認定工商管理人員的一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收費可以考慮降低；馬上復市。又幾天，市場工商所的所長被調職。一起風波便在溫州經營戶的大獲全勝中平息了。

　　也許身處其中的溫州人，沒有一個曾想到，這其實是一個“危險的勝利”。

　　在不盡合理的制度未被改善的前提下，管理者的妥協無疑是暫時和被迫的。我們看到，作為新生經濟力量的溫州經營戶在這時並沒有自覺的制度改革意識，他們以為社區秩序的建立是可以通過利益的交換或要挾來獲得的。浙江村日後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打擊，在此時便已埋下了禍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