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常常呈現出這樣的一個特徵：在正式的體制改革啟動之前，其實在民間的基層社會已經積蓄了很大的改革的勢能。當體制調整的命題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遭遇到的阻力將來自於兩個層面：一是堅冰般的所謂主流的社會意識的堡壘，二是舊體制的依附階層的暗中反對。在這一過程中，改革很可能遲滯或擱淺。然而，在經歷了迴旋之後，又很快會加速度地完成所有的改革目標。這是一種很東方式、很照顧各階層“面子”的改革歷程。

　　1985年前後，剛剛在都市邊緣的浙江村站穩了腳跟的溫州人，便開始以他們的百無禁忌的方式向城市商業體系發起了暗襲。在那段時間，北京城裏的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商場都出沒着一群不起眼的講着難懂的南國方言的溫州人。他們悄無聲息地溜進商場經理的辦公室，遞香煙，套近乎，然後提出一個很出格的要求：承包櫃&。

　　即便10年之後，根據國家商業部門的有關規定，國有商場向個人轉包櫃&也是不被允許的。可是，利益和生存是所有商業行為得以成立的最後理由。為了各自的利益考量，幾乎所有北京的商場都接受了溫州人。1988年夏天，敏感的新聞界發現了這一現象，《北京日報》展開大討論：“把國家的地盤讓給個體戶經營，算是什麼？”大討論的結論當然是：會危害公有制的主體利益!於是，有關部門規定，如果哪個商店發現有出租的，租金就當做非法收入沒收，還要重罰。

　　可是，大討論歸大討論，口沫橫飛淹不死機靈的溫州人。很快，“廠商聯營”“引廠進店”等等新名詞一一冒出來，一開始還規定聯營比例不能超過櫃&總數的20％，但沒多久，這個比例已沒有人記得了。到1989年，北京市突然又下一個通知，開始允許櫃&出租，説是改革的新鮮事物，只是不能超過總量的30％；3年後，這個比例成了50％；又一年，説是只要不是100％就行。然而事實上，在90年代初那幾年，北京很多小商店幾乎都是全店出租。

　　按規定，商店出租櫃&，先要由商場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地處繁華地段的，還要由該地區管理委員會批准，然後再經工商局批准登記。同時，承租者必須在承租櫃&的明顯處設置租賃標誌，承租櫃&的個體工商戶必須是營業執照上核準的人員，出租櫃&的企業收取的租金，按財務制度規定入賬。承租者必須自工商核準後10日內，到出

　　租櫃&企業所在地的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登記。

　　但上述種種規定“沒有一條被認真地執行過”。

　　這是中國轉型期最具灰色幽默的一幕。從執法者到體制內外的所有人，都一五一十地背得出應該執行的條款，可是，就是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樣的條款有執行的必要。

　　一位老工商回憶説：“那時候，上頭不知道為什麼急着要效益，這外地的和尚到北京來他就是能唸經，有效益，因此有些條例就沒法認真執行。有時候區裏局裏還打招呼，那意思還怕查多了影響效益，影響工作呢。”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是：既然是“引廠進店”，那麼，承租者最起碼要有一張生産廠商的執照吧，可在當時，那群在浙江村的溫州人哪來的工廠執照?於是，有拿老家某家服裝廠的執照副本來充數的，有向江西等工廠租的，還有的索性向商場交一筆“安全費”請他們搞定。有人後來透露説，當時承租櫃&的執照90％以上是假的。

　　由此可見，有章不循已經不是某些溫州人逃避管理或某些北京人被錢堵住了嘴的問題，而是一種新的價值標準正在對舊有的體制進行了看不見的衝擊。所有在改革漩渦中的人們，哪怕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須向新的、很有點違規色彩的經濟力量讓行。

　　當通過包租櫃&的方式進入了城市的中心商業領域之後，溫州人很快找到了一個讓他們迅速致富的産品：皮夾克。

　　為什麼不出一張皮的溫州人會想到皮夾克？劉世明自稱是浙江村裏第一個做皮夾克的人，他的説法讓人噴飯：“1988年我從監獄裏出來就到了浙江村，我自己對衣服一點不懂，對什麼布好，什麼顏色不行，一點數也沒有。那時候已經有人穿皮夾克的了，算是很時髦，一般人還有點買不起。整個西單、王府井只有兩家有賣皮夾克的，搶着買，星期天都能打起來。我想，這東西好，裁裁縫縫比一般衣服都容易，還全是黑的，不用挑。”

　　就這樣，靠着浙江村裏的溫州人的大聲吆喝，很快穿皮夾克風刮遍了全中國。劉世明説：“那時候坐公共汽車，誰的衣服不是被蹭得一身黑？凈是穿皮夾克的。得，你最好也得去買一件，就為別儘讓別人蹭了。”

　　皮夾克的生産工藝簡單、利潤好、銷量大，很快讓浙江村聲名大噪。有溫州人算過賬，當時一個勞動力一年可做皮夾克1500—2000件，對外批出價格在800—2000元之間，最多的一件就可賺到800元左右，其利潤之厚實在讓人垂涎。到1994年，全北京市的皮夾克有70％— 80％出自浙江村。1989年前後，蘇聯解體，東歐諸國發生大動蕩，一夜之間大量“國際倒爺”涌進中國北部，皮夾克的銷量頓時又翻番劇增。浙江村裏出現了用俄文寫的招牌和四處亂竄的老外。正是在這樣的忙亂、繁榮中，浙江村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原始積累。

　　生産規模和輻射力的擴大，勢必對生産要素的組合提出了要求。1991年前後，浙江村先後出現了輔料市場、布料市場和輻射全國的聯托運市場。這些市場的投資者，是一些在服裝經營中率先富起來、又有組織能力的大佬們，他們成了浙江村這個經濟小社會的新的勢力階層。也就在這樣的時刻，一個具有地理和經濟意義的社會群落誕生了。(待續)